“我对他们游行还是静坐不感兴趣，我只是……我只是认为里普科先生应该得到应有的尊敬，我认为今晚全国的电台都该致哀。”
“……你真好。”他叹了口气，“我听说他们今天在纽约几个主要广场和街道边静坐，我路过一处时稍微停了一下，那儿没有别的声音，只有《夏夜》。我从没在这么开阔的环境下听过钢琴曲，说真的非常动人，琴声像海浪一样，我很遗憾你没能听见。”
我又想了一会儿，不必说《夏夜》是为谁而放了，这不重要。乔舒亚又说：“我想道格拉斯也听见了，他一定会很喜欢你的。”
是了，道格拉斯·温特伯恩，乔舒亚的祖父。虽然我们已经交往了近三年，但他祖父并不知情，而作为他的大学同学，见他祖父一面也不算奇怪。比我想得好一点，我们走进套间时，道格拉斯已经处理完了里普科在医院里的事务，在他的房间里先睡下了。
第二天乔舒亚叫醒我时，他已经换好了衣服，手臂上挽着一套黑色套装，又放在床边，“你太高了没法穿我的衣服，我给你买了一套……不过好像有点宽了。”
有点宽过于轻描淡写了。这几年来我母亲每次去欧洲度假前，都会认真地给我量一遍尺码，像是寄明信片似地给我寄一两套套装回来，做工就连外套露出的袖口也分毫不差。我带了几套回纽约，也许有几分出于感动，不过更多的是因为我没法在商店里买到合身的套装。
我拿乔舒亚的剃须刀仔细地刮了脸，离开‘房间前我想起那条本来系在牛仔裤上的腰带并不适合套装，于是从乔舒亚的行李箱里找了一条换上。乔舒亚已经向道格拉斯大致解释过。我见到道格拉斯时，他倒是很亲切地对我说：“来吃早餐吧，尼尔。”
当人衰老到一定程度，他表面上就不会再有变化，乔舒亚说过他祖父已有九十三岁，我判断不出他的年纪。他神思清醒，但此刻很倦怠。餐桌上摆着标准的早间全餐，他问我需不需要别的菜式，然后自己喝起了麦片，没再和我谈其他话题。
他又吃了一点面包，用餐巾擦着手，对我说：“但是，我想威尔森先生不会乐意看到这样的新闻，你大概得费心向他解释一下了。”
他真的非常体贴，也预见准确。下一刻我父亲就打电话来把我劈头盖脸地训了足有半个小时，我躲在浴室里听着，把手机丢在储物格上，拿着份报纸半靠在盥洗台边做填字游戏，有一搭没一搭地应着他说“我很抱歉”。他的确需要发泄一下，有一部分示威者占领了华尔街，让他在半个月来上下班极为烦扰，而他的儿子却给示威者们放了音乐、鼓舞了他们——就算上帝作证他也不会相信那不是我的本意，他已经默认了我暑假一直没有回家是和那群新世纪的嬉皮士混在了一起。他的儿子选择了他的对立面，那阵琴声是和他的彻底决裂——我要怎么扭转他的认识，我从来不能顺应他的期望，他希望我能去商学院，我却逃了大部分的课去听文学史和写作课。我不禁要认同他的想法了，我几乎怀疑我昨晚去电台时，在心里最隐秘的一处真的是藏着对他的反叛。
他朝我大吼大叫了许久，总算是累了，沉默了一会儿，他低声说：“说点什么，尼尔。”
在暑假开始我就决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再与他见面、不再与他说话，我有点忘了我以往是怎样和他交流的了。大概是面不改色地听完，向他道歉、保证下次不会犯同样的错误或者提出弥补措施——但这次不是，我拿起手机，尽量用平静而不偏激的口气对他说：“你一直了解我，爸爸，但你不承认它。我但愿有一天你能原谅我，我也能原谅你。”
我说我很抱歉，然后拔了手机卡把它丢进了垃圾桶里。接着我握着门把手停顿了一下，转身拿起浴室里的电话打给了奥利弗·罗德里格兹这该死的叛徒。奥利弗倒是干脆利落地承认了，“对不起，真的，你骂死我吧尼尔——但是你爸真的太恐怖了。”
我和我父亲除了长相和热衷橄榄球以外没什么共同点，还有我们的名字都是纳撒尼尔·威尔森，不过他们叫他纳森，叫我尼尔。我可以想象他诘问奥利弗时那番汹汹气势，措辞礼貌也能吓得他心惊胆战，而我从来没法用严厉一点儿的口气和别人说话。我最终只得气结地说了句“你欠我一次”就直接把话筒甩回了墙上的电话座机上。我猜这种时候他应该不会计较昨晚算不算我欠他一次。
最终我没有参加里普科的葬礼，将出席的名单中除了两位温特伯恩先生都是我这段时间根本不想见到的人，我的父母和诸多纽约城名流，还有那些已经把我当做旗手的示威者们。我看过新闻和“里普科之夜”的一些录像，纽约街道上那些彻夜不熄的灯火暗去了，他们聚集在街道两边捧着原本是为那些不会从战场归来的灵魂而点亮的蜡烛，街道明明被他们填满了却显得空旷无比，如同乔舒亚所说的，里普科的琴声像是海浪。
文泽斯拉夫·里普科活了一百零三岁，也许在他生命的最后时间里，他有关注这场运动，但他不会想到他的名字竟然成为它的一个象征，他以这样奇特的方式与这场年轻人的运动联系在了一起，仿佛他枯竭的生命因此得以延续。他们找出了他在越战时期发表过的反对言论，还有他的同性伴侣，作家杰克·海斯写过的小说《奥哈勒伦的沉默》，关于一个家庭在越战中如何分崩离析、走向疯狂。因此他们认为里普科作为这场运动的代表，实在当之无愧。我不知道里普科会不会因此感到欣慰，至少我不想出名，特别是以这种方式出名。
就在这几天里，那些狂热的愤怒的意气飞扬的年轻人们都学会了英文版《维拉涅拉*》的第一段，他们唱着：“新季将至/寒风散去/去林中吧亲爱的/山谷里百合绽放/脚边露水凝为珍珠/晨光下闪耀/我们将听见画眉唱起新歌。”他们不会像那些女高音一样唱歌，但当他们每一个人都唱起来、歌声充满街道，他们赋予这首婉转轻柔的歌曲全新的气象。于是这场令我感到混乱而愚蠢的狂欢节居然有了一点诗意，他们的歌声感染了我，当他们反复唱那句“我们将听见画眉唱起新歌”时，我流下了泪水，我独自坐在拉奇蒙的宅子里空荡荡的客厅中的冰冷瓷砖地板上。我无法再憎恶他们，无法再为自己被当做其中一员却无处辩解而感到愤怒，我不可抑制地回想起，那些在拥挤的酒吧或是宿舍里与同学分享的威士忌与香烟，那些天真的理想主义者的诗集与小说，我在冬夜里对着飘落着的茫茫大雪自问自答地喊道：“大地上可有尺规？绝无！*”
那段时间我在拉蒙奇的宅子里几乎没出去过，乔舒亚在回洛杉矶之前来看我，带了一盒在东村那边买的意式乳酪蛋糕。“我听你说过那家店好几次，不过找起来还真有点麻烦。”
他把盒子放在了厨房的料理台上，我正准备做个意大利面——好吧，微波炉意大利面，没料到他会来。事实上他也联系不上我，我把手机卡给丢了，宅子里的座机早就停了，我的社交网络账号和电子邮箱里充斥着那些示威者的热情洋溢的支持和赞美、还有想要采访我的记者，让我根本不想打开它们。那几天里我简直是个隐者。
“在纽约我可以做你的向导，不过要等他们对我不那么感兴趣之后。”
“别担心，人们的忘性总是很大。”他笑着说。“我今晚就要回洛杉矶了，不过在此之前我可以至少让你少吃一餐微波炉食品。”
于是我把那盒意大利面丢在炉灶边。并不是我懒得做菜，只是我会在微波炉食品和自己做的晚餐之间选择比较不难吃的那一种。乔舒亚拿了几个马铃薯洗干净，划了十字、放了盐、裹在锡纸里——这还是他去年买的，丢进烤箱里烤了，然后用冰箱里仅有的莴苣、番茄、金枪鱼罐头和剩下的半包薯片做了个类似凯撒沙拉的菜式。
乔舒亚问我论文写了没有，我诚实地说大概写了六七百个词。有不少大学生参与了这次运动，但它并未波及波士顿，还有几天我们就要返校开学。他起身去碗柜里拿了两个白瓷盘，稍稍冲洗了一下，分了两块蛋糕。“我回去洛杉矶还有点事要做，但我还有时间，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一下。”
事实上他说帮我一下的时候，意味着他可以替我写了。在大学的几年中，他经常帮我写作业写论文，经济学专业课我没听过几节，我尤其讨厌计量经济学那一门课，以至于在那位教授的课堂上我看完了《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守灵夜》。有时我还逃课去参加自由写作一类的课程，乔舒亚总是给我讲解课本，学期末帮我复习。好在本科里人文类的课程不少，最后的成绩大体上不算太难看。我有时很好奇教授们究竟是不想拆穿还是真的看不出来，但我认为最有趣的是，乔舒亚和我一起创造出了一个纳撒尼尔·威尔森。他模仿我的行文习惯，我又反过去模仿他的写作风格。而他认为最有趣的是，他在作业里刻意犯错、让“威尔森”的水平一直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波动内。所幸教授从不点我回答问题。
“我不打算写了，事实上，我不想再回波士顿了。”
他没有评论，只是问我：“那么你打算……？”
我不知道，这又勾起了我刚平静下去的烦躁心情，我舀蛋糕时太用力，勺子撞在瓷盘上发出铛的响声。我向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