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该死的澡堂还没开始营业，我只好先等了半个小时，待澡堂刚一开始接客，我就进去洗个痛快，谁知洗到一半竟停了电。我只好咬牙切齿的摸黑走回自己的床位，好在我没带香皂，要不就掉的大了。好在很快来了电，我又去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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浑身清爽后，我问澡堂老板，这里的电话能不能打。我说：“我会付钱的。”当老板问清是市话后，就免费的让我打了个。不过这里洗一次收6块，比武汉的快贵一倍，再怎么着他也不亏本。当和编辑接通后，他让我马上过来，我问清了大厦的门牌号和名字特征。
再次去寻时，很快就找到了。原来我刚来时就从这里走过了，由于我过分拘泥于看门人不甚标准的普通话，而没对谐音和音近的招牌进行仔细搜索，以致于白白错过了。一个个子不高，但很精干的中年编辑在一楼接我。我们乘电梯上九楼他们的办公室时，那忙忙碌碌的人，和用木板隔起来的桌子让我产生了错觉。我觉得自己似乎到了一个大CALL台，这家出版社临时租赁的办公用地从外面看与CALL台的确有点像。坐到办公室里，我们说了会话，我的肚子就饿得呱呱叫了。编辑大概也听见了我的腹鸣之声，就带我去吃饭了。
上海的饭菜香味太浓了，我有点吃不惯。可周围的人们唧唧喳喳的说着话，男编辑又不停的向我问寒问暖。我并不介意这是顿普通的盒饭，，但他仍不停的向我道歉，并保证活动完后，有顿大宴。事实上，我有点受宠若惊了，当然我还是有点害怕这表面的客套后有个圈套，比如要我交会务费什么的。我手头的钱不多，要这样我就惨了。
吃完饭，我们又回到了办公室，他让我待一会儿，有个编辑安排我的住宿问题。在领我参观了他主编的另一种杂志后，我坐了起来。回忆两个编辑室有何不同，同时品味着他所赠送的杂志。
那个负责安排住宿等事的编辑终于来了，他把我引到了长教招待所。这个招待所我来过，但因为价格太贵，我走开了，现在又进来。那两个招待员又上海话嘀咕着“他来过了”。我的脸一红，生怕编辑看出我的窘态，后来一想：我有什么好害羞的，这里价格太贵，咱住不起，难道还没权走开吗。住招待所要交押金，这个编辑身上没带钱，让我自己先掏钱先交上。他们把钱叫做“钞票”，听起来怪怪的。我掏出张百元大钞递了进去。
那个编辑安慰我：“钱会给你，结帐时押金退给你。”我笑了笑：“没什么。”待我到房间后，编辑向我介绍了上海的主要景点，并给了幅地图给我，就告辞了。我拨通了一个上海读书的同学的电话，当然我不知道他在不在。岂料他居然就在寝室，只是他今天还要考试。看来上海交大的放假时间特别晚，既然他不可能陪我，我聊了会就挂了电话。
我突然想起田珍说她要回上海过年的，她还给我留下了在上海家里的电话。我想了想，走出去，决定给田珍挂个长途，看看她在做什么。我决定打她手机，电话通了，我说：“喂！田珍你在干什么？”她说：“你呢？”我说：“无聊呀！”她说：“我在准备做爱。”
我吓了一跳，准备把电话放下。
她笑了，说：“骗你呢！你这个小孩就是开不得玩笑。”
“那你到底在干什么？”
“你先告诉我怎么这么长时间不给我打电话。”
“这段时间太忙了，总之一言难尽。”我支吾支吾的说。
“我在上海，你在哪？怎么像在打公话呀！”田珍说。
我的心顿时跳了起来，问：“真的？别骗我。”
“谁骗你！”
“那你过来吧！我在延安西路1527号，长教招待所。”
“真的，那我马上过来，不过我在浦东，恐怕你要等一会儿。对了，商量好在哪儿接我，别错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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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田珍就数这次最高兴，她回来度假，没想到和我碰上了。看来咱们俩还确实有缘。田珍比我更高兴，一见面就来了个拥抱，我陪她到了我的房间。她迫不及待的问：“到哪儿玩呀？”我说：“南京路！”田珍马上点头应允，我知道不管我说到哪儿她都会赞成。
我们俩乘着公汽去逛街了，当然走时我没忘问什么时候关门，以免回得太晚被拒之门外。有一女士相伴，城市的游览顿时变得十分有趣。否则独自遍游美景，虽也可能别有韵味，但始终有些落寞。上海的公汽似乎也与别处的不同，他们的售票处在后门，后门也在车身的当中的位置。其次，车票显得很小，却统一收两块，不过售票员相当客气，她会说请买票，而武汉的售票员言语就相对粗鲁许多。最后，上海的公汽都用中英文报站，不愧是国际化大都市。我俩嘱咐售票员到南京路时叫我们下车，可我听有几位乘客议论外滩时，发觉有点不对劲，慌忙叫司机停车，售票员这才想起忘记叫我们了。
我和田珍慢慢往回走，上海有通宵线，二十个小时开通。而武汉若过了时辰，除非打的就很难从汉口到武昌了。田珍依偎着我的肩膀，我知道这不仅仅是她想和我亲热，还有冷的缘故。来之前，我看天气预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