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我叫张燕，你呢？”同桌的女孩问我。
“他叫石头，我叫狗子。”狗子不知什么时候跑了过来接过话茬。
我没好气地对他说：“没人把你当哑巴。”在我十四岁的时候，在我踌踌满志要创世纪的时候，我是不屑于在乎异性的。我那时认为女孩子除了抹鼻涕掉眼泪外，实在没什么作用。当然，后来我知道这种偏见错得历害，更没想到一年后我的童贞就丧于同桌之后，至今百思不得其解。
多年后我又碰见张燕，她正在一家商店的柜台里站着，我去买东西。都愣了一下，认出来了，她脸倏地一红，最多两秒钟，就爽朗地打招呼：“哟，老同学，难得难得，要买点什么？”我本是要买东西的，可没想到会碰到她，更没想到就打个招呼这么简单，说随便看看。她说：“老同学现在哪高就啊？发财了吧？”我说哪儿呀，小工人一个。心里还在琢磨她为什么脸红，是不是旧情难忘？不过又觉得好象压根就谈不上什么情。
张燕已胖了许多，穿着对襟绸面袄，一幅精明能干的媳妇模样。原来不这样，那时张燕要瘦一些，扎两个小辫儿，天真无邪状，并常以我的小组长自居。就突然想起当年非常流行的《同班同学》：那一天我们街上打个照面，想起来我们是同学还是同班，时光不知少年的梦，糊哩糊涂已经过了这么多年┅┅
在班里乱哄哄的时候，班主任进来了。班主任是精精瘦瘦面目严肃的人，告诉我们新生刚到，互相不了解，先根据各人小学的情况介绍指定班干部，过段时间再选。我一听就没戏，小学给我发的唯一的红领巾还是以“鼓励后进”的名义，还能有什么好的评语。班主任又把全班分为八个小组，张燕是我这组组长，狗子也当了个组长，美得不行。
我的初中一年级便这样在迷茫与期待中展开了。
有个女孩子嘲笑我说，连个小组长都没有当上，真没出息。我以一种苍桑而平静的语气（这种语气极能打动年轻的女孩子，屡试不爽）告诉她毛泽东和拿破仑都没当过小组长，却都成就了一代大业。其实他们当没当过我也不知道。
在初中一年级的起跑线上，我是怀着大志向、大目标的，有一种虽芸芸众生，我才是“天上地下，独一无二”的主角，现在粉墨登场。
所以在当天回去的路上，我反而鼓励狗子：当个组长挺不错，好好干吧。好象那个组长是我给他的。
第二章 电费风波
我每一次叙述我的初中一年级都要说“不是春光，胜似春光”这句话，这是套用毛泽东的诗词，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典故。
入学不久老师布置一篇命题作文《秋》。老师就是在第一天瞪我一眼的那个白胖平头，叫宁卫生，但私下我们都管他叫宁肮脏。我知道给老师起绰号很不对，可说心里话，叫他肮脏反而好些，因为我一见到那一身白白胖胖，首先想到的是太监，接着就联想到心里变态之类。叫肮脏就不一样，起码有一帮丐帮英雄衬着，显得凌挺些。后来在部队我又碰到一个白白胖胖，虽然对我相当不错，我却一直反感。进入社会后在单位再次遭遇一个白白胖胖，则简直要吐酸水了。我一直有种想法，一个男人胖就已经有碍瞻仰了，如果胖且白，就会让人忍不住恶心，这种偏见大概就是初一留下的后遗症。
第二次作文课上，宁老师批讲作文，他拿着一篇我们班长写的《秋》大为赞赏，作为范文一读再读，并用其还算漂亮的圆圆的字体抄在了教室外的大黑板上。大黑板几乎占了一堵墙，专门用来作些提倡或表扬的。宁老师拿一把椅子，时而站上，时而爬下，边抄边念念有词，学生们围在那里观看。
作文开头就是“不是春光，胜似春光”，感觉不错，我就张口喝了一声采。宁老师毫不在意地瞥了我一眼，说那是，你一辈子也写不出来。周围的同学都没在意，或者说都认为这么说极为正常，或者说事实本就如此。可我就象被重重打了一拳，并且这重重的一拳刚好打在我喉结上，让我半天喘不不过气来，以致后来每当我发表一篇文章都要给老师寄一份样报。在一次同学聚会上，酒过半酣，我终于忍不住提起了这件事，可同学们都说不记得了。我又问写那篇作文的班长，班长说：“我写过这么一篇作文吗？”结果把我也弄糊涂了，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的记忆出了毛病，可这是我每一个初一版本中都非常重要的细节呀？从此我再也没有给老师寄过作品。
这时麦子已基本种上，田里没什么活儿了，天气也开始变冷，我和狗子都带着被子、粮食住进了学校。
学生宿舍以学校中间大道为界，左边住男生，右边住女生。后面的老师办公室和宿舍也是按这个格局划分。菜地旁的会议室对我没什么印象，但对饭堂印象却极为深刻。因为那时我开始迅速发育，每次吃完饭不到一节课，肚子就进行抗议，等四节课上完再次开饭时，我已两腿发软，只能挪着走了。因此我在初中一年级时和饭堂的老王师傅关系打得火热，经常在课间找他要点馒头、剩菜什么的垫垫肚子。
老王师傅年龄并不大，也就是三十来岁，据说当过兵，但他很少说起，只在一次看着我狼吞虎咽时说了一句：“嘿，我们当兵那会儿，训练特苦，每人一顿能吃十几个馒头呢。”我吃着玉米面馍想着白面馒头，琢磨着十几个估计我也能干掉，就有一份向往。
关系熟络了，我就叫他老王。有次我问老王：你婆娘呢？他哼一声：在家。我问他家是哪的，他说在陈屯。陈屯离我们村不远，约摸有三里地，于是我们越发亲近了。他最高兴的是说他儿子，每次都张牙舞爪，唾沫喷我一脸一脸的。但我一次也没见过他儿子，他说带来不方便。后来听陈屯的学生说，老王家是他们村外姓，父母死得早，当兵后讨过一个婆娘，但嫌他穷，撇下孩子跟人跑了。村里看他可怜，托人介绍到学校做饭。我问孩子怎么办，那个学生说好象放在他一个远房堂兄家养着。
住校的学生不是太多，我们这间宿舍只住了八个人，除了我和狗子、三儿，还有志刚和陈真。尤其是志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几乎达到了难舍难分的地步。志刚是孟庄的，所以他应该姓孟，但我一直忽略了这一点。他家就在学校附近，可他觉得和同学们在一块住十分有趣，就搬了过来。而我和他的友谊与老王一样，最早是从食物开始的。
住校不久，他家的新房盖好了，三间大瓦房，是为他娶媳妇用的。但一时看还用不着，里面就放了一些农具，其中一个房间堆满了小麦，他父母不放心，让他住进去看着。他找我和狗子商量，让我们一块去，后来陈真也住了进去。
在我一生之中，对于饥饿的印象，莫过于初中一年级。在学校宿舍时，有天晚上饿了，老王又不在，急得我上窜下跳，最后无力地躺在床上直哼哼。陈真说还剩有几段咸菜，忙让他拿过来，咬一口咸得受不了，又让狗子去舀一茶缸凉水，就着咸菜熬了过去。
住到志刚那里，同样也是经常饿得发慌。有次志刚灵机一动，说隔壁房间有很多麦子，可以拿一些去换烧饼吃。我们一致通过，跑到村里换了几十个烧饼回来，后来又时常去换油条。这段情景一直在我脑海里栩栩如生，活色生香。可以想象，在当时大部分老百姓都吃不好穿不暖的情况下，我们却每天有烧饼油条，那是一个什么概念？更何况我那时正需要营养。多少年后我还念念不忘志刚，并一再在心里保存着一份感激。我常想，那一年之内我长高了二十公分，当属志刚之功劳。
同样有女孩子在听到这里时，就感慨说我挺幸运的，对此我深表赞同。但当我说咱们是不是再去体验一下烧饼油条的美味，她们却无一例外地拒绝，表示吃麦当劳还差不多。肤浅！要知道我们当时有一个县长，曾不无远见地畅想：什么时候群众能把烧饼油条吃饱，那大概就是社会主义了。再说麦当劳只不过是看似精致的粗饲料，岂能跟做工细腻的烧饼油条相比。
结婚后我老婆问我喜欢她什么，我说烧饼油条，她听后哈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