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真想了想，觉得江风说得在理，不禁暗笑自己利令智昏，自己给自己评奖，说出去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两人又商量了一会，再确定了徐景升、顾都、王业宾、霍新朋等人，说好在明天的讨论会上一定要据理力争。
次日，继续开会。今天比昨天讨论得更激烈了，如果不是碍着主办单位的面子，房劲松肯定就跟李江两人争吵了起来。评委里自然也有人混吃混喝的，喜欢息事宁人；劝解了双方。各种意见经过一番调和，最后总算初步拟定了一个名单，江风便说：“暂时就这样吧，大家再回去斟酌斟酌，后天上午我们投票表决。”晚上他以东道主的身份请大家去酒店吃饭。其他人都欣然接受，只有房劲松推说身体不好，婉拒了邀请径自走了。李真不禁背后骂道：“这老东西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早知这样不该请他来的。”
周善本说：“他刚才也在这样说呢，早知这样不该来的。”
李真嘀咕说：“做人不知趣。”
散席了江风送李真去车站，两人谈起房劲松，李真说：“万一这老家伙非要跟我们较劲还不太好办呢。”
江风说：“怕他什么，我们单位办的奖，他没道理跟我们做对。”
“那可难说，那老东西一根筋，自以为文以载道，可以经世治国。就算他在评委会上斗不过我们；如果发了宝气，到外面去乱说一气，还是很麻烦的事呢！”
“那你说怎么办？”
“明天我俩提点东西去看看他，跟他好好谈谈。那种老古董我了解，吃软不吃硬，我们亲自上门去跟他好生说，他应该不至于还跟我们唱反调。”
“好是好，就是太掉价了，我们是主办单位的人呢！”
“唉，这话就蠢了，古人云小不忍则乱大谋，这次不能把他摆平，评出来的人如果都是我们看不顺眼的人，那明年我们怎么办，让这些人当评委他们能评我们吗？风物长宜放眼量，就不要跟他计较了。再说论辈份房劲松可是我们前辈的前辈，上门拜访他不掉价。”
江风再无异议。且说次日晚上，李真和江风从组委会的活动经费里拿了一点钱去买了一条烟两瓶酒，提着上了房劲松的家。李真对房劲松这种人的脾气摸得还真透，房劲松果然就被这点烟酒摆平了，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接受了李江两人提出的人选。
事情就顺利多了，获奖名单很快公布了出来。那些获奖的作家和诗人自然十分高兴，纷纷给评委打电话表示谢意，尤其是对李江两人，他们显得十分谦卑，知道自己的获奖跟他俩有很大关系。正当后现代派正弹冠相庆的时候传统派看不过去了，聚在一起把岳麓文学奖大骂了一通，说基本上是后现代的作家诗人获奖，肯定有猫腻，虽然武东方做为传统派的一员榜上有名，但根本不说明问题，他们甚至怀疑武东方暗地里背叛了过去，更有人当面质问他这个奖是怎么得来的。武东方故做委屈地说：“我怎么知道，那天我在家创作，江风打电话来说你得奖了，就这样。”大家仍不相信他，不过谁也不能肯定武一定跟后现代派有染，有人便建议说：“那你要表现一下对我们的忠心，到时别出席颁奖会，羞辱羞辱他们。”
武东方自然不愿意，说：“这是得到了全国文联肯定的文学奖，不是什么文学流派之争，你们不要过分敏感好不好？”
大家心里其实都想拿奖，自然很理解武东方，不便再指责什么，便只是嚷嚷说绝不承认这个奖，还要写文章大张挞伐。汪兴邦又一马当先，说：“我打头炮，你们跟进，骂不死他们。”
次日，南湖日报就发了他连夜赶写的一篇文章，叫做《这种文学奖究竟是手淫还是普度众生》。由于题目十分刺激，使得当日的南湖日报创下自办报以来的发行纪录。李真和江风看了，气得破口大骂，但
也不得不佩服人家的骂功，确实十分了得，名不虚传。两人面面相觑，都希望对方先去接招。又都是猴精，知道那边厢炮火猛烈，谁也不愿先出头。江风心想：这事确是我们不对，偏心得太没边了，有时自己想起来都过意不去，如果跟汪兴邦正面交锋，别说不占理，就是占理也未必能占便宜，非要硬碰硬，有可能自讨没趣，最好是转移方向。上次的争论还没完，因搞文学奖去了，没工夫理睬他，正好可以旧话重提，跟他玩一回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把戏，谅你汪兴邦山奸似鬼，也未必识得破我这围魏救赵之计。把这想法跟李真说了，李真当即叫绝：“妙，妙，高高，扬长避短，攻其不备。”
江风说：“我们一起上，打狠一点，叫他无暇他顾，事情就更妥了。哈哈，理论这东西，一万年也说不清楚。”
李真点头应允。
江风晚上回到家，吃过饭，便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走马观花的翻阅了一些文学理论著作和文章，然后东裁西减，直搞到凌晨1点，终于拚凑出了一篇文章，取名为《不懂装饰的传统小说就像没有粉刷的房子，能住人吗？》一大早就送到了胡义文编辑部。胡看了看题目，不甚满意，说：“汪兴邦山骂你们文学奖，你却跟他谈装饰，文不对题嘛！”
江风不便解释，只说：“他想转移主要矛盾，我不能被他牵着鼻子走，所以就是要这样干，攻其必救。”
胡义文便把他的文章读了一遍，当即拍手叫好，说：“你以前的那些文章都不如这篇。”说罢就拿着这篇文章去找主编，要求撤下一篇文章，把江文顶上去。主编先也不同意，但在胡的再三请求下看了文章后同意了。于是，江风这篇文章以最快的速度在下午就跟读者见面了。文章如下：
传统文学及其当代中国文学对经验的过分依赖，对时空中蕴藏的深邃变化的迟钝感觉，对现实的无限忠诚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可怕的贫乏的精神都已经被别的批评家批得差不多了，在这里我只想来谈谈小说的装饰艺术。1909年；沃林格在考察了古希腊早期、古罗马晚期拜占庭、埃及的雕刻与建筑艺术后，曾科学地指出造型艺术的装饰风格，根植于人类审美活动里的抽象意志，具有平面化和无机性等特征。后来野兽派和立体主义追求平面装饰效果的种种实验和许多理论宣言，进一步证明了沃林格观点的科学性。如果我们再参照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到王政时期的哥特、巴洛克、罗可可建筑风格，以及中国剪纸、年画和日本浮世绘等东方艺术，还可以为装饰性概念增添点线、画、色、形、体等造型要素具有非写实性的形而上品格等内涵。诗艺的象征也可能有某种装饰作用，如易卜生、曹禺剧作中的象征因素。但纯粹造型装饰，尤其是几何图案和原色构形却多数有象无义，没有象征性。如果我们放弃探寻新潮小说意象的诗学意义，而以视觉审美眼光把它看作一种美术语汇，就会发现作家在创造这些装饰性符号时，是通过不断重复描写的手法将在时间演替过程中已经消失了的瞬间印象；转化为平面上具有幻视性的能指符号，变成了记忆的表象。当然这种幻视性有赖于巨大的评议通感转换力。漂游在《衰与荣》里的那片绿叶，奔走于《古船》中的一匹红马，当其再三出现时，就脱离了即时印象的描写，虚幻成画面结构的一个记忆表象或符码了。重复描写使印象演进为记忆，记忆则把具体实在抽象成纯粹审美的视幻觉装饰物，就像画面上的几何图形和色块一样。于是，说话艺术内部孕育出视觉审美的素质，小说愈益脱离了传统转产，变得不像小说而近于绘画了。这说明，视觉审美方式的渗入扩展了评议的艺术表现力，给它新增了造型功能。对兄弟艺术门类的高层次综合，是提高某一文学形态整体艺术功能的重要途径。
余华、刘震云以及张洁、张承志某些作品里的装饰符号，并没有留下多少由印象记忆转化的明显痕迹，而是直接做为道具同人物及故事发生关系，活跃在情节进程中。作品描写的重心不仅是人物的记忆表象，而且很大程度上也是作家心里的一团团记忆的云烟。就像平涂在画布上的原色块或线描出的几何图形似的，单纯起着刺激和活跃幻觉的作用。作为符号，它们能指很强而宽泛，所指则任凭读者自由联想。作家之所以用作品创造出这些形形色色的视记装饰符号，也许正是为了传达出宇宙间不可言喻的形而上的奥秘。装饰的特点正在于变成了目的，形式战胜了内容，平面取代了深度，画面具有纯粹的可视性。形神达到赤裸裸的同一，其形而上的价值只能直观感悟而无法转译，故令人感到神秘而虚幻。
品行怪异的人物蜂涌而出，也是新潮小说装饰化倾向的一大特征。他们是作为儒家涵养、佛教情操、道家风范、原始野蛮、传统美德等已经淡化在久远的历史深处和积淀在国民意识深层结构里的民族精神共性，被作家抽象提取出来，加以平面化艺术刻画的亡灵偶像。而现代文学里的任何人格偶像都既是一种文化装饰，也是一种审美装饰。二者相辅相成，同构异态。
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审美方式有极强的选择性和拒斥力。我认为，由黑格尔和车、别、杜等给予理论阐发，集中体现在法俄批判主现实义巨著中，以创造生气灌注的丰满个性为最高艺术境界的美学原则，并未真正在近代中国文学中生根开花结果。许多轰动一时的鸿篇巨制，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甚至是赝品。只有在这样深厚的人格审美的形而上学的土壤上，有的学者关于民族灵魂的积淀说和卡西尔、弗雷泽的文化人类学，才能在新潮小说里获得那样广泛热烈的审美效应。
比较而言，我们的几大古典名著，还有近代的鲁迅，由于他们难逃在中国小说审美方面所具有的根深蒂固的哲理化和偶像性渊薮，自然在新的文学审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