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要规定办学的前三年，出资的商富不得从书院获利，学生束修尽归于书院；至第四年，若无亏蚀，方可逐年返利给出资者——首年不得超过出资的三成，次年不得超过五成……你们核算后确立细节，原则是不影响书院的发展。”
宋之意心头略一计算后，笑道：“如此，商人兴学不仅无利，反而可能是填钱进去。”
名可秀面色冷然，说道：“办学自然要有利可图，不然如何吸引得来商贾之辈？但这利绝非银钱之利。因钱而办学者，宁缺不可取之！”能有钱办学的豪富之商，图的也不是收那学费之利。
宋之意微笑点头，宗主的意思是找那有钱办学的，而不是为钱办学的。
名可秀沉吟道：“仅仅是这样，还不足以鼓励私学兴盛。太宗至仁宗年间，朝廷曾对有声望的书院赐书、赐匾额、赐学田，并召见德望山长、封官嘉奖，使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石鼓书院、睢阳书院、太室书院声闻于天、风化于下，私学因之大兴。”
礼部侍郎也清楚这段书院兴盛史。其后，因书院盛于官学，朝廷自庆历四年起，先后大兴官学，颁布诏令，如：规定应试科举者须在官学读满三百日；神宗时实施太学三舍法，以官学的考试升舍取代科举应试。这些诏令无疑将士子推进官学就读，对民间书院是一个沉重打击。
在当时官府眼中，各地应有州县学，却不一定要有书院，因而索性将书院改为州学。
譬如，学佑三年（1036年），衡州官府便将私立的石鼓书院改为州学。就连天下四大书院之首的岳麓书院，也差点被改作鼓铸冶炼所，侥幸得存；后来朝廷行“三舍法”，潭州官府便在岳麓书院外又设湘西书院，以潭州州学、湘西书院、岳麓书院为官学三舍，学生依太学升舍之法递升，由此将岳麓书院与州学“合而为一”。
因朝廷兴官学抑私学之策，民间书院兴办渐颓。有些书院因无人为继而废弃，譬如宋初四大书院的睢阳书院（应天书院）在创学者戚同文死后，其子孙便把屋舍入官，从朝廷换取官职而不是继续办书院。
时人道：“书院至崇宁末乃尽废。”当然北宋书院并未“尽废”，且数量仍然有所增加，但确实是沉寂了。
名可秀皱眉，“官学当兴，私学却不应抑，此二者并不相悖。朝廷持政者有种谬误观，以为甚么都要烙上‘官’印才好，茶场盐场要官府榷易，学堂要官学……却不知天下之大，单凭朝廷之力，岂可完全担负？只知捏在手心掌控，却不明放手借财借力的道理！”
宋之意撇撇唇，道：“恐怕不是不明，而是害怕。”害怕私学更盛于官学。
当年潭州行“三舍”，以岳麓书院为上舍，而州学却为下舍，便可见书院的教学素质已远胜于州学之上；长此以往，朝廷能不担忧么？庆历之后，赵宋皇帝几乎无一对书院行赠书、赠额、赠田之举，便是持了抑私学的态度。
宋之意想到这，眯眼笑了笑，对主君提议道：“朝廷若对凤凰书院赠书……赠学田，并赐尹山长国子监博士的虚衔，便是对私学的鼓励，且以凤凰书院地处京师的号召力，其影响必远。”他本想还说赠额，话到嘴边又改了，心道赵官家那笔字较卫国师的差远了，匾额也甭换了。
“此举可为。”名可秀点头赞允，又补充道，“赠赐之行宜在朝廷颁布兴办私学的法令之后。”
宋之意哈哈一笑，潇洒拱手，“诺！”
说罢筹思已久的私学教育，名可秀又回到春闱之事，问：“省榜可有值得关注的人才？”
宋之意道：“此科礼部试的策论有二题：一为‘从两淮肃贪论吏治’，二为‘由两淮旱事论时政’，有四名考生的策论颇有称道处。”
他拿出誉抄的两题八份策卷，先呈上四份，“臣等四名主副考官阅卷后，评出了前两名：头名省元是钱塘籍张九成，第二名为潮州籍王大宝。”
名可秀先看张九成的策卷。
“……官员治贪无监督不足以成事，须立中央和地方连成一体的监察官署……中央设廉政台，如同御史台位于三省之外，虽政事堂亦不可干涉；州府设廉政司，不拘于路州长官，独行廉政监察职……”
她眼中渐流露出赞赏，谁说士子无能人，端看朝廷有无简拔人才的魄力罢了。若贡试不敢出这等针砭时弊的策论题目，又如何试得出真金实材？
继而，她阅王大宝的策卷，秀眉不由微蹙。
该名士子逐一批判吏部考课七项设的大而不当，譬如“狱讼无冤”这一项，守令为得上等评，往往不接诉状，每有民至衙前呈状，必以乱棍打出——没有诉讼，自然就没了冤案。王大宝在策论里愤而写道：“此岂为无冤耶？民有冤无处申诉，此即为天下之大冤！”
他在另一策题中揭露官员如何治事和应对考绩：“……朝廷每行一事，必先付监司，监司再下达郡守，郡守再至县令，各将下达手续办妥后，却不向下过问朝廷策令给黎民有无带来实惠？……往至后来，无论朝廷颁下何等良法，天下人均知不过虚设空文，皆因上不问下，而下情亦不能上达。此种欺罔诞谩之弊至今不能革除，朝廷监司和地方州县，皆是如此。上下各级官员只图应付当前
219、枫阁议事 。。。
，临到检核之时，便拼凑虚报政绩呈报……”
名可秀看到这微微颔首。仅由此论，便可看出这王大宝不是空谈，必是对官员治事有深刻体察，方能写出这般触及真实的犀利文章。
宋之意又呈上另两人的策卷，道：“臣等在取第三名时却有些踌躇了，于庐陵胡铨与婺州郑刚中二士子间，颇难决断。”
“哦？”
名可秀拿起放在上面的郑刚中的策卷，阅毕道：“郑刚中首题论吏治的策答言辞慷慨，但稍嫌空泛，然第二题却出彩——《因两淮赈灾工事论朝廷以工代赈扩修官道策》，其思大胆，却不乏论据，显见游历过四方，于修路颇有见地……”
她搁下后，又拿起胡铨的首题策卷，不由笑了。
该名士子竟敢大胆批驳朝廷的“离任不纠”制，道：“所谓离任后‘前事不纠’，此论谬之大矣！后任者唯得包庇隐瞒，以免责之于己……吾以为，守令为政地方，应追责到底，虽盖棺亦不能论定，况乎离任？”最后一句的意思是，如果发现官员以前在地方任上的错失，就算为官者已进了棺材也得清算到底。
归总来看，张九成和王大宝的两题策论若单看未必皆高于胡、郑二士子，但优势在于不偏高某一题，而胡铨和郑刚之却是一题出彩，另一题的策答稍嫌平平，莫怪宋之意等四考官会将张、王定为头、二名。
宋之意道：“胡铨此卷被李尚书评为‘才思该通，文理周率’，然胡学士与朱学士二位皆以为‘今事严查，而前事不纠’是士大夫的仁道，胡铨的策答偏激失仁，评为‘文理疏浅’。”
宋代进士科的判词分为五等：第一等是“学思优长，词理精纯”、第二等是“才思该通，文理周率”——这头二等为进士及第；第三等是“文理俱通”，即进士出身；第四等是“文理中平”、第五等是“文理疏浅”——这四、五等即“同进士出身”。李纲之评即取为第二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