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择主而事罢了，亦可以不论，但浙闽商船频繁出海，贸易繁荣，倒也不能忽略小视；而辽东的武宁侯雷顼，陆续编练了‘北海巡洋水师’、‘辽东水师’、‘朝鲜海东水师’、‘镇守日本驻泊江户巡洋水师’、‘镇守苦夷、虾夷两岛水师’等水师船队，又设‘辽东船社’（商船队），辽东的水师和商船巡行于南海北洋，通商各地，贸易四方，大力筹措军资战费，采办粮草军需，崛起之势非常迅猛，这就不能不让雷瑾关注了；总督南直隶西江军政的顾剑辰，其麾下原本便有精锐的‘长江水师’，下设‘江南大营’、‘江北大营’、‘鄱阳湖水寨大营’、‘宁波昌国大营’等水营，而且据雷瑾所知，顾氏麾下的‘巡海舟师’四大水营也已经初具规模，拥有沙船、福船、广船等巨舶以及若干大小战船，除此之外，顾氏名下原有三家贸易船行，近年顾剑辰又悄然无声的命人开设了‘上海船行’、‘刘家港船行’两家，贩运货物下南洋、西洋通商贸易；而京师朝廷则编练了‘渤海军’、‘东海军’、‘定海军’三大水师总制，又另编‘上直黑水亲军’、‘钦差天津卫戍舟师’和‘直隶水营’，分令心腹亲信各自统辖巡守，总之除增编水师以控制渤海、山东沿海一带的举措之外，京师朝廷也借若干‘皇商’的名义，持续强化对北方长芦等盐场的控制，并以盐船南运，换购粮食北归，同时另组商船，远下南洋、西洋贩运贸易。综观天下，但凡拥有沿海靠水之地利的诸侯枭雄，皆大力编练水师，开设船行，添置商船，依靠与海外的贸易筹措巨额的军资战费，而处于内陆的湖广军、横天军，甚至白衣军，也都不同程度的参与到对海外的贸易，譬如湖广巡抚刘国能麾下的‘湖广军’，就依靠着长江、湘江、汉江等水道便利，同时与西北、南直、岭南、广西等处通商贸易，同时湖广也有自己的海商船行，只是没有直接以湖广巡抚衙门的名义出面而已。
比较起来，深处内陆边陲的西北幕府，其治下原先虽然出塞远行的商队不少，但主要从事边塞的互市贸易，西北商贾直接与外洋藩国通商贸易的商队商社本来就很少（不多的几家，还是雷瑾名下的商号产业，在江南以及海外的吕宋、麻剌甲、爪哇、安南、日本、朝鲜等处陆续以各种名义开设的分号或联号），也只是在西北打通了南出缅国的出海通道之后，西北商贾与海外的通商贸易才逐渐蓬勃兴盛起来，‘提督西南水师衙门’、‘南方巡洋海军筹备衙门’、‘提督和尔木斯水师衙门’、‘提督黑海里海水师衙门’等水师先后设置，西北幕府隶下的水师也渐渐具备了相当之规模，当然距离雷瑾控扼南方海洋要津的远略又还差得远，目前也仅仅有能力控制海岸沿线的要害和一些重要港口而已，水师出海巡洋那就还是力不从心的了，甚至都不是雷瑾这一代人手上就可以达成的目标。
对于辽东、南直以及京师等处的新动向，雷瑾也细细的揣摩过，天下各处诸侯枭雄，纷纷建置完全属于自家的水师和商船，显然都有各自的苦衷和深虑。以京师和辽东而论，他们着力于编练水师、筹划海运和海外贸易，除了力求少受制于海天盟之外，依靠商船海运从南方获取粮食显然也是非常现实而重要的考虑，以往在帝国承平时期，大运河漕运通畅，加上‘海禁’，京师、辽东所需粮食都可依靠运河漕运，但如今中原白衣军纵横江淮，时时威胁着大运河沿岸城镇，漕运随时有可能再次中断，而在漕运中断甚至可能长期瘫痪的情形下，京师不可能完全依赖京仓存粮和北直隶本地的粮产积储度日，辽东镇也不可能完全依靠仓储存粮和辽东本地屯田的粮食收获，都要从南方北运粮食中得到一些份额，才能弥补自身的粮食缺口。不管怎么说，京师、辽东显然都不可能漠视这一现实的危险，必然要做多手准备，寻求新的运粮途径，确保南方粮食能够稳定持续地输送到北方就是必然的选择之一，受制于人是上位当政者绝对不可以忍受的；而那些因漕运而肥，因漕运而升官或仰赖漕运、仰赖大运河以为生计的数百万官绅士民，那些漕运上的多方利益群体在如此危急的大形势下，也无力或者说无法‘名正言顺’地出手阻挠海运。另外，海外贸易可能带来的巨额利得，在为海商豪族带来巨利的同时，也必然成为一方当权柄政者筹措军资战费的重要手段，至于什么‘义与利’孰轻孰重，什么‘农与商’孰贵孰贱，皆不在考虑之列。南直隶虽然并不象京师、辽东那样，在粮食上非常在意漕运中断的危险，但军资战费的筹措也殊不容易，开辟海外贸易的财源，也是必然而自然的抉择。
逐鹿天下，不是光会用兵征战就可以席卷天下的，钱粮就是命根子，谁都不能免俗，也没有人可以例外。总而言之，钱粮二字，落到实处，就得想尽一切可想之法，竭力营谋筹措，否则一切皇图霸业，都将转头成空。
雷瑾隐隐意识到，中土当前所面临的逐鹿形势，很有可能不会只局限于陆地上的征战杀伐，群雄之间的争霸也许还会延伸到海洋之上，交手争锋，未有穷期啊。
当然，这些都是将来才会发生的事情，如今可以慢慢料理。眼下开春之际，京师朝廷的颁旨钦差还在赶赴河中府的路上，这‘平虏侯’的名头，雷瑾还得继续挂着，他暂时还不能公然打出‘一等平虏公爵’的旗号大。倒是西北幕府与阿罗斯帝国的政治联姻，平虏侯雷瑾与‘女皇阿罗斯’国的公主玛丽雅即将举行的婚礼，与这桩婚礼有关的一应事宜，从去年秋天就开始一步步的筹划准备了。出于两国联姻结盟的邦交需要，许多仪仗排场的安排都是不能省略的，其间还有冬至、腊八、新春元旦和元宵等中土的年节嘉庆接踵相继，加上朝廷钦差远来河中府颁诏的迎宾、安顿、接旨、送归等一应事宜也要一项一项的周密安排，这些个事情全部凑乎在一块儿，那种忙碌和紧张也就可想而知，真累人啦，哪怕是许多事情都交给了手下人去办，雷瑾仍然没有多少空闲之时，直到这开春之后，他才算熬出头了，日子便一下轻松了许多，公文节略、军书塘报等军政文牍也不象年前那般的频密了。
春雪满空来，触处似花开。
白雪穿庭，如飞花，似落絮，万里河山，银妆素裹，份外妖娆。
河中府的春雪如期而至，至少不用再忧心春旱了，雷瑾忽然间便来了兴致，吩咐一声，却是携了雷浩、雷洹，带了几个伴当长随，微服出府，踏雪闲游。
雷瑾如今的武技修为，早已是高深莫测，外间之人大略都是凭着往日战绩加以揣测，也只道他的修为必是已臻先天秘境，高下却实是不知，只因这些年来，雷瑾修持精进，反璞归真，敛藏益深，外人已难以窥测他的真正深浅，诚然是‘难知如阴’也。但凭着他往昔的声威，那些知道他是平虏侯的，轻易也是不敢闯来捋他虎须；若是遇上那等不开眼的，雷瑾当年就是纨绔浪荡子，横行霸道的时候，又饶过谁来？这般儿微服出行，雷瑾并无白龙鱼服的顾忌，何况这河中府也是西北幕府治下的首善之区，如果在自家的一亩三分地上，还担忧这些个，那他真的是白活了这么些年了。
走在河中府城的街市上，雷瑾游目四望，饶有兴致。
这方大城，在作为西北陪都的数年中，已经慢慢薰染了许多汉家风华，浓郁的胡地风俗中处处渗透着中华上国的味道——招牌、酒幌、斗方、匾额、楹联，上书尽是真草隶篆等中华文字；话语、吆喝声则多是中土南北的官话方言，西北治下番胡蛮夷各族在城中贩负贸易，也都说着通用的中土官话；街市上的庶民百姓，商旅行客，多穿着本朝所尚之中华衣冠，当然番胡蛮夷的衣帽袍服也随处可见，一派华夷混杂，华洋互见的景象。
出身世家大族的雷瑾，从来没有什么微服私访的想法，也无意去揣摩升斗小民那点白日里做梦想着天下掉下一个青天大老爷惩奸除恶的心思，权利还是靠自己拼命争取比较靠谱。他不认为微服私访能够解决什么根本性的大问题，如果一方当政者闭目塞听，到了需要微服私访来了解民情的地步，如果该人不是初来乍到的话，那么只能证明一方当政者从根本上就是失败的，其能力驾驭不了全局，被人蒙蔽纯属于活该。
但是，这都并不妨碍雷瑾的微服出游，雷瑾虽然出身世家大族，当年却是从残酷血腥的江南黑道上一路厮混打滚过来的，因此对底层庶民、草莽人物，以及诸般坑蒙拐骗阴邪偏狭的三教九流勾当，并不陌生，甚至说得上谙熟。他从不认为微服私访能有什么大用，但接触庶民百姓，感受民生百态稼穑田亩，从细微末节中近距离地了解百姓的柴米油盐、日常吃用、婚丧嫁娶、喜怒哀乐，他仍可以从种种民情、舆情中因小见大，见微知著，洞察时弊，对治民理政的大局也不无助益。有道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你若不能经常维持‘近水’、‘观水’的状态，又怎能了解‘水’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载舟’？水又在什么情形下‘覆舟’？
蛮荒不毛之地，很难自发出现知识的生产、流播以及需求等情形，原因在于既无所需自无供应。象雷瑾在西北开府建幕之后，由官方设置弘文馆、印书馆、通译馆等，大量刻印各种书籍之举，巩固政治、凝聚人心当是其首要目的，兴盛文教、文化西域等等都是他第二位的考虑了。雷瑾在西北大兴文教，倡行文化，种种举措当然都有其深远的考虑，但是在他看来，官方推动和倡导文教文化，如无民间的景从响应，那必定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最后独力难支，归于衰微失败将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书肆书坊的成立，尤其是民商开办的书肆，绝对绝对植基于本地的知识供需关系之上，从来都是滴水不成海，独木难成林，只有形成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势头，文教文化之事方能长久。
所以雷瑾每次出游，只要是身在城镇，他多少都会留心关注一下市面上的书肆经营情形，这一次微服巡行河中府城也不会有例外。
雷瑾既然留心书肆的经营状况，自然也少不了顺带关注市面上的纸张价格，这其实是一而二，二而三的事情，刻印书籍必得用纸不是？
“祥符七年的时候，我老家庐州，每斗白米，价才一百二十文，值银一钱；到了甘露二年间，米价一斗三百文，计银一钱八九分。你看看现在市面上，价钱真没法说喽……”
“是的喽，祥符初年，宁国府的猪肉，价每斤二分上下，岕片茶价银不过二三两一斤。象荆川太史连、古筐将乐纸，七十五张一刀的竹纸，价银不过二分，到了甘霖初年，每刀纸七十张，价银一钱五分。哎……”
两个裹着羊羔皮大袍子，戴着绒褐风帽，各牵着一头草驴的男子，唠叨着家常闲话，说些个物贵货贱的消息，这两位根本也就没怎么注意雷瑾这一拨子的十几号人，自顾着就从雷瑾等人身侧不紧不慢的超了过去，在雪地上留下一地的散乱印迹。两个男子都戴着风帽，遮得又严实，也看不到脸壳子，雷瑾自然也估不出他们多大年纪，若只听他们的声音谈吐，总不过四五十岁的样儿，倒是看两人身上的衣帽穿着却并非平常人家，又是羊羔皮大袍子，又是厚毡靴子的，估摸着身家都不薄，随身还公然携带着弓刀火铳等防身武器，若不是大标行的标师、大商号大商社的护卫、武技学馆的大武师、赏金会馆备案的资深赏金客、家境富裕的在役佥兵或者团练乡兵，就是时下西北也较为多见的世爵封邑地主了——西北有‘爵封’或‘勋官’、‘散阶’、‘功名’在身者带器械行走，只要领有官方执照，并不违禁犯律，也不怕有司截查。当然有司截查之时，如果有爵有勋有阶者带有器械却不能当场出示其执照，也会被有司拘拿盘问并课以重罚——靠着勇力血汗开疆拓土以获取世爵封邑的强人猛汉、亡命暴徒，在这类人当中倒是也有不少人自组商队、商号，合伙结伴，奔走贸易以牟利的，他们在边疆蛮荒与亲友家人经营自家的农庄牧场之余，也长期或者趁农闲时节从事商贾之业，无事之时他们是农夫、牧民、工匠、商贾，有事之时他们则是手持弓刀上阵厮拼的封邑武士，为家园而战。
雷瑾也是恰好听到他俩唠叨着市面物价，言语中又说到了纸张的价钱，正好与他微服出游的目的有所契合，这才有心多看了他们一眼，稍微揣测了一下他们的身分来历。雷瑾猜这两人如此关切市价变动，最大的可能就是他俩乃操持商贾之业的世爵封邑地主，不过他稍加思忖也就撂开一边不再理会。说起来，本朝国初，榜纸一百张值四十贯钞，相当于半两银子，平均每张纸五厘银；到祥符五年‘顺天王’乱起之时，竹纸如‘荆川太史连’、‘古筐将乐纸’等，七十五张一刀，价银不过二分，每张纸约三毫银子不到。后来逐渐涨价，至甘霖初年，一刀纸变成了七十张，价银却已涨到一钱五分银子，一张纸约两厘多银子。榜纸比竹纸的质地要好，价格也贵，不过甘霖初年的纸张比祥符年间贵了数倍，则是明显的事实。若以一百张的‘连史纸’印书籍，纸价加上刻工、印制、油墨、装潢等费用，书价成本也已涨了数倍，书籍的售价也就不会便宜，这显然对文教和文化都会有所影响，雷瑾不能不予以关切。
西北幕府是花了大力气来整修河中府城的，毕竟这里是西北的陪都之一，而城中原来的坊市街道也都被雷瑾下令，并由长史府颁示通告，统一改了名号，当然这也是西北治理河中府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化之’的策略首先就从这些个细微末节处入手；同时，内务安全署也拟定多项条例，派人厘定了城中所有街巷道路的‘路牌’和每家每户的‘门牌’，以方便铁血营、巡捕营、锄奸营、火警营以及守备佥兵军团等等衙署官厅在城内的巡逻警备。
雷瑾随看随走，从‘长安大街’到‘朱雀巷’，再行至‘三官街’，中间也转了好几个书肆书局，扈从伴当们已经临时雇了三头骟驴，用来驮负主上们购买的南北各方物产、东西两洋器具，其中就包括了不少折价旧书。
市面上刊刻出售的新书，雷瑾其实并没有买，他府上也不缺书籍，买了几部旧书也纯粹就是意思一下，装一装读书人罢了，毕竟这大冷天的不在家呆着，你在书肆书局里来去晃荡，偏偏每一家都光看不买，也太容易招人注目了，没的让人起疑心。
一部《皇朝一统志》，九十卷，总共三十册，由（福建）建阳杨氏归仁斋付梓，封面还题有“每部实价纹银三两”字样，每册原价约值银一钱。虽然是名声不好的‘闽本’，又是数十年前的旧刻，但其纸墨刻工都还算不错，留存至今仍然焕然如新，哪怕现在是折价作为旧书出售，店家也是以八折的价钱卖出的。如果是新刻本，以现在涨了几倍的纸价和刻工，还有不菲的运费、关税，如果是从福建贩来河中，不要说纹银三两，就是二十两银子也未必能买到手了，商人们绝不会这么干，估计店家是在本地廉价收来旧书再转手出售的；
又有一部《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大全》，一百二十五卷，书前‘牌子’（随书广告）上题着‘祥符辛亥岁仲夏月重新整补，好纸版，每部价银一两整’字样，也是一部旧书，雷瑾出到一块银圆才买下来；
另外两部书，一部是杭州本的《封神演义》，原价是每部纹银二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