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估、重点学科评估、学科基地评估、课程建设评估、教材建设评估、优秀博士论文评估以至校园环境评估……对上，评估成了推动工作、控制进度、展示成绩的法宝；对下，评估成为一所学校的工作线索、工作中心、工作抓手。
近年来的评估，之所以剧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以项目获拨款”，你只有新增项目向上申报，才能获得政府的拨款。而投资建设了这个项目，政府当然要知道投资的效果，于是评估接踵而至。
第32节：决策者的态度
这种评估，如果有成效也罢，问题是，这种“老子评儿子”的评估基本上是走形式与过场，而且是认认真真地走过场。在评估之前，评估的结果基本上就定了调，即便评估中发现了什么问题，专家们也不可能真正为难提供好吃好住，而且又有主管领导帮忙打招呼的学校。
这位退休教授说，在这种总体评估之外，一些学校数以百计、千计的成果鉴定会，正在形成一个庞大的评估市场，评估专家在这个市场上已经供不应求，在北京、上海等地，已经出现“专家荒”。
对话观点：
反对弄虚作假，反对形式主义，反对不正之风。
评价主体要多元化，要中介化，要社会化。评估是一种工作手段，是为管理者决策服务的，这种手段用得好会产生积极的作用，用得不好或者太多、太细、太滥就很容易产生负面的影响。
在高校的教师管理当中，要强调人本管理，要增加人性化。
对话人：邱均平
熊丙奇政府教育主管部门近年来经常对大学进行各种各样的评估，进行科技成果鉴定。你认为政府对大学的这种评估、鉴定这么频繁有没有必要？拿本科教学评估来说，许多高校为了本科教学评估大搞建设，提前三年就准备各种评估用的东西，缺什么补什么，而且还提什么“三流一扒”，流血、流汗、流泪，扒一层皮，可在平时根本不重视人才培养，评估结束又回到老样子。这种评估有意义吗？
邱均平一定的评估还是有必要的，通过评估可以按照教育部的意图提出一种规范，大家都按照这种规范来做。比如说扩招以后，国内高校学生规模增长很快，本科生、研究生都增长很快，教师队伍却没有很大的发展，所以现在师生比非常大，老师的负担非常重。教育部于是专门有这样一个师生比的指标，达到什么程度是优秀，达到什么程度是合格，什么程度是不行的就不能招生了，想用这种评价办法来规范大家的行为。当然，完全应付评估的情况确实存在。我特别强调三个反对，特别反对弄虚作假，反对形式主义，反对不正之风。拉关系，找专家，然后去给专家送礼，这样的一些现象确实是有的。
作者补记大学办学，有的可以规范，且一定要规范，比如必须有基本的办学条件，必须达到一定的标准，不能没有条件也办学校；有的却不能有规范，比如，学科建设、学术研究，因为这种活动，强调个性，强调特色，严格规范只能扼杀个性，最后只能千篇一律，重复浪费。现在的问题是，所有的一切，全部要“规范”。据说，在有的学校，连老师讲授课程的进度都必须一致，这体现了教学管理的科学与严谨。不同的老师针对不同的学生，用同样的教材，保持一致的进度……这哪里还有什么因材施教可言。
熊丙奇有很多人认为目前的评估是劳民伤财的形式主义，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学校花了大量的成本去准备这个评估，专家来了之后其实要看学校的面子，要看教育部主管官员的面子，都变成了走形式，很少有给学校黄牌警告，或者给红牌让它出局的。
邱均平这种现象我也听到过，也有一些高校的管理者，甚至领导，他们对评估有些意见。评估太多，一些高校难以应付。希望主管部门能够控制一个度，要利用好评估这种手段，但是不能太多太滥，太多太滥的话很容易产生形式主义，很容易产生弄虚作假，为了争取一个好的评估结果，就千方百计，不择手段，不计成本，不计代价，去应付这种评估。这也是官方评估和行政评估的一种弊病，官方评估就很难避免形式主义、弄虚作假。
熊丙奇我们现在要减少官方评估、行政评估。
邱均平国外已经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评估主体要多元化，要中介化，要社会化。评估是一种工作手段，是为管理者决策服务的，这种手段用得好会产生积极的作用，用得不好或者太多、太细、太滥就很容易产生负面的影响。
熊丙奇怎样才能真正改变评估太多、太细、太滥的情况？
邱均平这主要在领导。
熊丙奇取决于决策者的态度？
邱均平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宏观调控、宏观管理。政府要转变职能，依法治教，用法律用政策从宏观管理的角度进行管理，要增加大学的办学自主权，要相信大学，相信大学的管理者，相信省一级的教育管理部门，他们能够管理好大学。哪些是高校管的，哪些是省一级管的，哪些是主管部门教育部来管的，分工职责应该明确。国家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法律，有《高等教育法》，关键在于我们怎样依法治教，依法管理。该你管的你就管好，不该你管的你就不要越权、干涉，说严重点，这是在违法。
第33节：管理好教师队伍
熊丙奇在大学里，我们的办学者对教授、教师的管理，基本上采用量化的指标，也有一种大学排行榜的味道，请问大学究竟怎样才能管理好教师队伍？
邱均平高校在教师管理方面，以前更多的是定性管理，现在增加了定量的成分。我做过一些调查，现在全国高校主要是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理工科的院校，像清华、浙大，他们对教师管理量化的指标更多。最近我了解到浙江大学，他们的教师分多少等，每一等多少工资，全部都是量化指标，这是比较严格的管理方法。还有一类相对来讲要宽松一点，比如北京大学、武汉大学这类综合性大学，综合性大学有量化指标，但是基本上不全是量化的，既有量化指标也有专家的评价。总的来讲，高校在教师的管理方面任务比较明确，责权利比较统一，比如现在教授岗位分一级岗位、二级岗位、三级岗位，一级岗位你要有多少科研经费、你要发表多少论文、你要取得什么成果，都有一定的规定。
熊丙奇量化指标的管理使高校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尤其是一年一考核，每年要求你要出多少论文、出多少著述、出多少成果、有多少经费，实际上这导致了教师急功近利的心态，不利于出大成果。
邱均平作为一所高等院校，不能说大家都可以不出成果，都可以不写论文，因此管理者要有面上的要求。但是合理处理一些政策关系，比如说有些项目一年两年是很难出成果的，而科学研究既有成功也有失败，要宽容失败。现在有些高校管理者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比如说武汉大学对教师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要求和一些比较明确的指标，但是对于一些特殊情况也是允许的。我认为，定量的指标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在高校的教师管理中，还是要强调人本管理，还要增加人性化。
熊丙奇对于一个老师，一个好的制度应该是让他发自内心地做高水平的研究，他如果不做研究，就应该感觉到自己没资格成为教师队伍中的一员。现在我们是用指标体系压制他、强制他尽快出成果，这实际违背了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初衷，他纯粹是为了达到这个指标进行研究的。
邱均平指标要定得适度、适当。对教师既要有一种宽松的环境，让他研究自己想研究的东西，让他按照规律去做一些自己希望做的工作，但是也应该有一定的要求。所以应该适度，这样比较科学合理。在我们设计的评价指标中，比较强调效益和质量，凡是反映质量和效益的指标我们给的权重都比较高，而给诸如论文的数量这类指标的权重就比较低。
熊丙奇今年国家在公布科技论文排名的时候，就已经把国际引用率放在第一位了，以前是把SCI论文的数量放在第一位的。
邱均平对于论文和成果，我一直强调引用率和获奖。只要在学报上发表，都是会被收录的，所以我觉得被引用是比被收录更难的事。而且被引是作者本身很难控制的，别人引用你的文章尽管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目的，但是说明你的文章、你的成果产生了一些影响。
熊丙奇有的论文虽然发表了，但是没有引起任何的关注。
邱均平总结下来，现在发表的文章大概有三分之一是没有人引用的，没被引用就说明没有发挥什么重要作用。
作者补记“人的聪明才智绝对不能低估”，在如何提高论文数量以及论文引用率上，各大学均有高招。在提高论文数量上，办学报、通过各种努力将学报列入收录源期刊，扩大学报出版期数、尽量采用本校教师论文，往往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提高论文引用率上，一个秘诀是，鼓励自引、发动同校教师互引、动员同行互引，也会起到显著作用，道理很简单，首先要自己看得起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