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都不笨，谁不会作这样的推论呢。
熊丙奇在美国，副教授以上教席就是终身教席（在由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和美国大学联合会共同发布的关于学术自由和终身职位原则的声明（1940年）中，终身职位被看做是保证学术自由、提供经济保障以吸引优秀人才从事教育职业的一种手段。见《美国教授终身制及其对中国高校教师任用制度改革的启示》，周文霞，《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5月。），是不是也存在如国内一样评上教授后就无所作为的现象？
郑元芳当然也有，但是很少。在美国大学要做到副教授，一般要经历三道非常严格的筛选；做到教授，则有四道非常严格的筛选。严格的筛选确保了教授队伍里的人都有共同的思想：在大学里要做一个杰出的教授，既要教好书，又要做好研究。第一道筛选，是进学校的大门，一般学校有很严格的面试，只有优秀的应聘者才能被录用；第二道筛选，是进入学校工作三年以后，学校会对你进行整体评价，如果评价很差，就让你走人；第三道筛选，就是从助教到副教授，或者说获得终身教席的筛选，这是最严格的一道关，因为一旦过了这一关，学校就将给你终身席位，明确告诉你没有正当理由不得解雇你。学校在筛选时，会请校外权威的教授进行评价，一般只有在世界范围内的同年龄段里取得前几名的地位，才可能被最好的大学聘任。而要成为教授，还要面临又一道筛选。
熊丙奇国内大学现在的问题是，不可能用那么高的门槛要求前来应聘的人，因为学校的薪资待遇还不足以吸引最优秀的人来应聘。另一方面，已经成为教授的人，在过去并没有经历严格的筛选。
郑元芳解决这一问题，确实比较难，需要一步步走。我认为，对于年轻的应聘者，就要实行较高的薪资待遇，我会尽力在交大的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里这么做。今后，所有新进的人员都应该按照我所说的几道筛选程序来筛选，不能够对新进人员设立很低的标准，如果新进教师没有经过严格考核、筛选就进来了，又会造成新的问题。另一方面，对于教授队伍，我们也必须进行改造。国内很少有大学将教授称为终身教授的，从规章制度上说，教授是合同工，而实际上，基本上都是终身的。这种做法，其实很不好。对教授来说，他不会认为教授岗位有多么的珍贵，不像国外一流大学那样，获得终身教授席位是很值得骄傲的事情，他会努力工作来珍惜自己的荣誉。但终身教授绝不应是一个教授最终追求的目的。拿我来说，给我十个终身教授席位，我也不会停止工作，我的追求是做最新的东西，做最好的我。我们每个教授都会这样，只要他对学术充满崇敬，对事业充满执著。
熊丙奇你具体打算怎样改造教授队伍？
郑元芳我要具体分析每位教授的情况，然后采取相应的措施。有的教授如果已经不具备创造知识的能力，那么我希望他能多承担一些教学工作，多上一些课，他们可以说是教学教授；还有的教授，他们具有知识创造的能力，但是以参加科研的目的被聘用的，这些教授可以作为科研教授；另外的一些教授，他们应该是责任教授，既承担教学工作，又承担科研任务。对于不同类型的教授，我们要建立不同的评估指标，并给予不同的薪酬待遇。对于教授而言，我们要通过科学的指标体系，引导他们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他们擅长做、应该做的事情当中。
熊丙奇不知道你注意到这句话没有，“一流学生，二流教师，三流管理”，这句话是描绘高校师资队伍、管理队伍的。刚才你谈到了改造教授队伍的问题，实际上，很多人认为，大学应该首先改革行政干部队伍，提高管理水平，否则，再好的教授也发挥不了作用。
第37节：遭遇严重的诚信危机
郑元芳高校管理有很深的学问，在当今历史条件下的中国，它更具挑战性。国外大学的行政人员不多，但个个都是精英。大学应该有一支一流的管理干部队伍。在这方面，我们更应该加大改革的力度。
熊丙奇据说，你上任后，给应聘副院长的人提出要求，一周五天，每天在行政岗位上工作八小时，你只考核他把学院管理得怎么样，至于科研搞得如何，你不进行考核。
郑元芳大致如此。我没有限定每天一定要做八小时管理，只要他把管理工作做好了，利用一些时间搞科研，也是允许的。事实上，我还鼓励他搞一些科研。但这是他自己的选择，我们不会考核他科研做得如何。我们会对每个岗位的职责进行科学与完整的描述，与岗位职责无关的业绩，不在我们考察的范围内。
熊丙奇面对这样的要求，应聘的人多吗？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有一些人把在学校里担任行政职务，作为获取更多资源的一条途径，你用什么办法来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
郑元芳应聘的人很多。用几年时间全心做管理，没有什么不好，这是一种宝贵的经历。你做得很好，今后可以做院长、副校长，甚至校长，成为教育管理专家，或者三年以后你可以重新去做教授。如果由于做副院长，影响了科研，这是你自己的事。归根到底，这是一种选择，你必须对自己的选择负责。至于资源的调配，拥有一定的行政岗位，肯定拥有一定的资源调配权，但是我们要有规定来避免可能的“利益冲突”，就是你绝对不能动用学院的资源来做自己的科研，利用自己的职权谋取自己的利益，无论通过怎样的形式都不行。我可以很自豪地告诉你，在美国担任十一年系主任期间，我没有花系里的一分钱用于我自己的课题研究。
作者补记我们的很多措施，显得很“人性化”，比如，对于身在管理位置的领导干部，要考虑他们今后从领导位置退下来的“退路”，因为他们可能因为繁忙的管理事务，而影响了自己的业务能力。这种周到的安排，其实是一种变相的“多吃多占”，突出“强势群体”，强调“特权利益”，而非公正平等的。谁又主动为普通老师设计过他们的出路和未来呢？
原因16：遭遇严重的诚信危机
我们要用盲审的机制来保证博士生的质量。可事实是，博士生的质量并没有因为盲审而有丝毫提高。
博士和博导，成为今日大学校园中最倒霉的“群体”，老是成为大众茶余饭后嘲笑的对象。
今天做博士，不可谓不苦……
成家立业的年龄，每个月只有可怜的300元左右的国家补贴。跟着老板做课题，跟对人了，一个月还有几百元收入，没跟对人，可能分文未得。要么跟家里讨钱（这个年龄有点羞人），要么只有去打工赚钱。
经济困境自然带来心理压力，早一点毕业出去工作，顺理成章地成为博士们努力的目标。可是，导师没有好的课题，做学问也不是想做就能做出来，三年博士学习，还包括一年必修课安排，剩下两年，要完成十万字的有价值的论文，要发表若干篇核心期刊或国际杂志论文，这种折磨，不把博士弄得目光呆滞才怪。
今天做博导，不可谓不窝囊……
最大的窝囊，是不能拍胸脯“我对自己的声誉负责”，眼睁睁地看着学生的学位论文被送出去让别人把关，摆明了就是对你不信任。
其次的窝囊，是学生不领自己的情，带的学生多了，本以为桃李更快满天下，却发现没有一个感情是深的，还不如以前三年带两个强。而且，要求严格了，学生不能按期毕业，有的学生会觉得不通情理，而周围的眼光分明在说：“这家伙带学生的水平不行。”
还有的窝囊，是“博导”这个头衔，广受非议，可是自己必须守着这个头衔，于是即便没有课题经费也得硬着头皮招收学生，因为如果连续几年没有招生的话，不但自己的资格受到挑战，而且博士点的生存也会出问题。
对话观点：
（美国）教授十分看重自己的学术声誉、学术道德，他们有很高的学术伦理标准，知道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有很强的自我约束力，而且这种约束力涉及的面很广。
在国外念博士，几乎没有自己出去打工挣钱的，一般都有资助，而且日子过得还不错。因为没有生存的压力，所以他们能集中精力做学术研究，完成导师布置的研究任务。
教师群体的道德水准，也可以说是社会道德水准的缩影，要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这是一个很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对话人：郑元芳
熊丙奇关于教授的学术道德和学术声誉，我想先问你两个问题：美国大学授予博士学位时，要求把博士学位论文送给其他专家盲审吗？博士论文的答辩委员会是怎样构成的？
郑元芳美国大学不要求把博士学位论文送给其他专家盲审。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一般由三人组成，一个是导师自己，另外两个是导师和学生一起请的教授，个别教授也可以是从外校请来的。学校研究生院也会派一个人参加，但一般不作学术评价，只是对整个过程的公平、公正以及按规定高质量执行进行监督。要通过答辩，必须四人一致同意才行。
第38节：博士生的质量
熊丙奇这能保证博士生的质量吗？会不会存在有人送人情将博士学位授予某个人的情况？
郑元芳不能绝对排除这种情况。但是，我可以十分肯定地告诉你，这种情况很少会发生。虽然参加答辩的专家几乎都是熟人，但是他们会坚持用很高的标准来要求学生。有两方面因素决定了这一点。一是国外大学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成熟的系统，每个教授本身的质量以及对学术的要求都很高，他们都经历了强度很大、要求很高的研究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