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工作，在他的办公桌面前总是放着一排稀奇古怪的药瓶子。
所以，当维维安再次同菲尔比谈到考吉尔时，菲尔比就说他没有什么好的建议，不过他认为维维安最好是去问问首席参谋官。
菲尔比不知道维维安是怎样同首席参谋官见面的。不过当他再次见到维维安时，事情进展得似乎很顺利。更有意思的是，那位同菲尔比平时接触并不多的首席参谋官竟然打电话给菲尔比说，让菲尔比在有空的时候去见见他。
菲尔比觉得这倒是一个好机会，于是就找了一个合适的时间去拜见首席参谋官。首席参谋官很热情地接待了菲尔比。他们用了很长的时间讨论秘密情报局的现状和它的未来、谈了应该改进的程度以及为了适应即将来临的和平环境，应该需要加以调整的地方。反正谈话的内容很广泛，菲尔比也是畅所欲言。他知道首席参谋官在考察自己，于是他就尽可能地作出一种通情达理、襟怀坦荡的样子。不过在这次谈话中，自始至终，他们谁也没有提到考吉尔的名字。
这次谈话，让菲尔比有一种预感，那就是离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近了。他觉得应该再找一些突破口进一步扩大这种战果。
正好在这个时候，幸运之神降临到菲尔比的头上来了。第五科的科长考吉尔偏偏在这个紧要的关头，差点让英国秘密情报局长卷入一场同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的完全没有必要的争吵之中。显而易见，这种争吵将会直接影响到两国之间的关系。
有一次，维维安在召见菲尔比的时候，几乎是以颤抖的声音把这件事告诉了他，并且让他看了由考吉尔为情报局局长起草的一封两页长的信。那封信措辞激烈，猛烈攻击胡佛为了华盛顿的利益而牺牲英国情报局的做法。
当然，从菲尔比的观点来看，考吉尔在信中说的大多数是事实，但是这种“事实”是不能写在公文里的，更不能写在两个情报机构负责人之间的通信中。信件的后面是外交部官员的简明批语：“我认为第五科起草的信函是完全不合适的，如果寄出去的话，将会使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成为被取笑的对象。”外交部官员要求维维安重写一封，所以维维安就把菲尔比叫来了，要把这份差事交给菲尔比去办。
菲尔比知道这又是一个机会，于是他就认真地写了半页纸，客气地提出了一些很小的问题，然后和维维安一起把信件交给了外交部官员。那位外交部的官员看了之后，没有做任何修改，就把菲尔比写的稿子交给了局长的秘书。
第二天，维维安几乎是以一种兴奋的口吻告诉菲尔比说，他跟外交部官员作了一次非常有趣的谈话。这时菲尔比知道大局已定，那个维维安是下定了决心要整垮那个傲慢的考吉尔。
就在这时，另一件事让考吉尔雪上加霜。考吉尔一直认为，政府密码研究所的官员要与他争夺对德国无线电情报通讯的控制权，为此他与政府密码研究所的两位高级官员发生了争吵，双方的手下心腹还从中推波助澜，展开了对攻。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政府密码研究所的官员首先作了暂时的退让，但考吉尔却不识时务地寸步不让。于是这件事让政府密码研究所的人对他更是恨之入骨。
几天后，维维安召见了菲尔比，并让他看了自己写给局长的报告。从那天起，菲尔比就感到这场严峻的考验将要结束了。
局长召见他的时刻终于到来。时任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局长是孟席斯。对菲尔比来说，访问局长办公室这个神秘的场所早已不是第一次了，让他感到欣慰的是，那两位秘书小姐今天对他却是特别的和蔼可亲。“绿灯”一亮，菲尔比就走进了孟席斯的办公室。当听到孟席斯破天荒地叫他“金”时，他马上知道已不存在任何障碍了。
孟席斯等他坐下后，竟然把维维安的报告拿给他看。出于礼貌，菲尔比假装看了看这份已经看过了的报告，然后恭恭敬敬地还给了局长。这时，孟席斯告诉菲尔比，说他已决定采纳维维安的建议，立即由菲尔比接替居里，并问菲尔比还有什么想法。于是菲尔比就装作一本正经地说：“局长先生，据我所知，让我担任这个职务是由于考吉尔同那些反对他的人搞得不太融洽的缘故。我希望将来能够避免类似的纠纷。但是谁又能预测得到呢？如果我能肯定那些将与我天天打交道的军情五处的人对我的任命没有异议的话，那我在工作上就会愉快得多，这样还可以增强我的信心。此外，如果能得到军情五处的正式同意，局里将来便可以免受他们的非难。”
菲尔比还未说完，孟席斯就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并且露出了明显的赞赏的神情。孟席斯马上很有信心地要菲尔比彻底消除顾虑，并说他会很快给军情五处处长写封信。此时菲尔比的目的已经完全达到了，他知道应该是知趣地告辞的时候了，于是就站起来对孟席斯说：“感谢局长的信任。还要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见我。我想应该告辞了。”
孟席斯也站了起来，随后便热情地打发菲尔比离开了办公室，并且把他送到了门口。
几天以后，军情五处处长给了孟席斯极为友好的答复，菲尔比大功告成，几天以后，他就走马上任，接替了第九科科长居里的位置，开始全面主持第九科的工作了。
第四十七章 莫斯科已经把伏尔科夫解决掉了
为了使第九科的地位合法化，上任后，菲尔比向局长孟席斯建议，必须由自己起草一份工作章程，由局长来签发。菲尔比起草的章程明确提出，授权新任科长菲尔比在局长的领导下，负责搜集和解释来自英国本土以外的世界各地所有关于苏联和共产党人的间谍与颠覆活动的情报，同时还规定自己要同军情五处保持最密切的联系，相互交换有关方面的情报。
几天以后，这份别有用心的工作章程就以正式公文的形式，由局长孟席斯签发后颁发到各个处室，从而为菲尔比公开地搜集情报亮起了一路绿灯。至此，菲尔比终于达到他的目的。考吉尔已经自行辞职离去了，从此再也没有像考吉尔那样的人来阻拦他的行动了。
在菲尔比的指导和建议下，不到一年的时间，第五科和第九科便合并为第九科，菲尔比理所当然地成为第九科的领导人。从1940年开始，菲尔比就一步一步地接近英国秘密情报局的核心了。
在科里的干部和房子配备齐全之后，菲尔比就开始做真正的情报工作。在菲尔比任职期间，没有一项针对苏联情报机关的预谋行动产生过效果，而这对菲尔比来说并非好事。就他的工作而言，一方面要保护苏联人的利益，一方面还得在英国人面前进行很好的掩饰，如果没有作为或者成就太少，那么对他的潜伏是极为不利的。幸运的是当时经常会有苏联情报机关的人员叛逃过来，而这些人正是由菲尔比亲自审核，这就可以让菲尔比利用这些叛逃人员来做文章。
然而，不久后发生的“伏尔科夫事件”差点断送了菲尔比的远大前程。
1945年8月的一天早晨，菲尔比像平时一样上班，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还没有坐稳，局长就把他叫了去，递过一沓文件给他看。文件的第一页是英国驻土耳其大使馆给英国外交部的一份简函，要求部里注意所附材料并给予指示。
那些附件是英国大使馆和总领事馆内传阅过的一些记录稿，里面提到有一位名叫康斯坦丁·伏尔科夫的人曾向英国总领事馆的副领事佩奇先生提出，要求允许他和他妻子到英国政治避难。这个伏尔科夫当时是苏联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馆的一位副领事，实际上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官员。伏尔科夫答应详细揭露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总部的情况，并详细提供苏联在国外工作的间谍网和情报员的材料。他特别声称，他知道在英国工作的三个苏联情报人员的真实姓名：两个在英国外交部工作，另一个是英国伦敦反间谍机构的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