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这是我的身份证，拿去看好啦。”
“你有名片吗？”
老板：“这是我的名片，不多几张了，你们都拿去啦。”
“上面的电话，我们可以打一下吗？”
老板：“没问题啦，尽管慢慢打啦。”
小蜜：“这些人真麻烦，是我们买东西，还是他们买东西。打令，我们走吧。”
这时，手机出现一阵干扰声，什么也听不见了。我开始出汗了。
在村子里，广东老板把手机放回皮夹克兜里，手机依然是开着的。由于事先有准备，这几位记者都持有外地身份证，毫不含糊地掏了出来递给对方。可是他们还是对其中操着标准北京口音的“女秘书”起了疑心，有一人甚至说：“露馅了吧！你一定是女记者。”广东老板马上用地道的广东普通话说：“这是我的秘书啦。”村里人又问：“广东人怎么用北京的秘书？”广东“老板”说：“我全国各地都去的啦，在北京有北京女秘书，上海有上海女秘书，其他地方也有其他地方的女秘书啦！”
广东老板油腔滑调的一番话，把围着他的人都逗笑了，小蜜作不依状，用粉拳轻轻锤了老板一下。
盘问足足持续了40分钟，等在外面的记者焦急万分，不断向村里“老板”问讯情况，“老板”泰然自若地用广东话回答，依然一副业务联系繁忙的派头。
村里药贩子和造假者终于开始相信我们了。钻到车里，几个人开始了假阿胶的交易。
“这里阿胶怎么卖？”
“30元一公斤。”
“包装有吗？”
“有，什么牌子的都有。一顿外包装3000元，都是电脑打印的批号。”
“这种现货有少？”
“在安国有一吨，现在就可以提货。”
“怎么这里没有？”
“一般我们都不放在村里，这里常有工商、公安来查，所以我们的或都放外村，还有的一生产出来就拉到安国，那里有我们的库房。”
“在哪里取货？”
“安国。我们那里还存有一吨货。到时候，我们会有一个130卡车停在安国。”
“我要先看货。”
“货你不是已经看过了吗？”
第三部分第11节 新闻暗访中的“三十六计”（4）
“我们广东人是很认真的，看不到全货是不会给钱的，而且我还要你给我提供一批印有“山东阿胶”的商标和包装盒，我的电话和联系地址，你都有了，请你把联系电话也给我。这笔货你放心，我肯定要。这是定金两千，你先拿着，等货齐了以后，我会附现金。”
坐在车后座的偷拍记者一边拍，一边暗自叫绝，对广东老板熟练的业务佩服极了，而坐在老板身后的小蜜，也不时地插上两句没头没脑的话，纤纤素手搭在老板肩上，不断地问这问那。
“这阿胶是真的吗，怎么这么便宜啊。早知道是这样，干脆我们自己也做一点吧。”
老板佯装不高兴地回头瞪了她一眼，“你不懂，我们这是谈生意啊。”
小蜜：“都这么晚了，今天赶不回北京了。明天的飞机都得误了。”
和广东老板谈生意的假阿胶村药贩子十分理解地对小蜜说：
“我们这些阿胶做起来也不容易，还经常担惊受怕，刚才给你看到的那批货都是藏在鸡窝里的。我们的生产已经进入淡季，没有更多的存货，不过你想要，我还是会给你组织货源。”
有了广东老板的配合，再加上小牟精彩绝伦的“美人计”， 一访无极凶险不堪，二访无极却是这样的顺利。
第三部分第12节 是计谋还是骗术（1）
在第一节中我们列举了新闻隐性采访中“三十六计”中的七大计策，那么，在隐性采访中，记者所使用的采访方法是计谋还是骗术？有观点认为，不管出发点如何，隐性采访始终都是一种欺骗的手段，特别是当媒体使用了颇有争议的摄录设备时，这时，采访者的三十六计也成了骗术，摄录记者端起设备的行为就被判定为不逆。
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4月1日颁布实施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下简称《规定》），规定对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而私自录制的音像资料，法庭可以采纳为证据。这一规定引起了媒体持赞成态度的不少。而就在《规定》正式实施前几天，在九届人大五次会议上，翁维权等34名人大代表提出227号议案《关于“电视暗访”应当立法的议案》。提出这一议案的直接原因是某地—家医院的负责人被人用针孔式摄像机偷拍了隐私，并制成录像带公开传播，引起普遍不满。这些全国人大代表担心，如果任由偷拍手段进入人们的生活，会导致人人自危。
一边是媒体的叫好声，一边是人大代表的担心，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反映了人们对电视暗访的矛盾心理。而如何规范暗访，使之取得良好的效果，是包括媒体在内的全社会都必须思考的问题。在一次关于电视隐性采访问题的讨论会上，有电视记者说：“我们与社会上那些侵犯隐私的偷拍不同，我们的偷拍都是为了正义的目的。”这里暂不讨论行为的目的和手段的关系问题，我们更关心的是，电视暗访有没有被滥用的可能？
的确，在批评性报道的情况下，记者往往是隐去了自己的真实身份，用虚构的身份进行采访，这可能悖逆了采访对象的个人意愿，向大众揭示采访对象的某些不愿为人知晓的隐私。用虚构的身份，带有某种目的性的接触被采访对象，博取被采访对象的信任，从而能够顺利地进入某些平常不易进入的黑窝点，获取第一手资料，使之曝光在大庭广众之下，这对于不法之人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他们没有想到，曾经让自己推心置腹的那些“客人”，真实身份竟然是记者。
笔者认为，一味地否认隐性采访方法是不全面的，笔者认为，隐性采访是一种技巧，是记者获取真实信息的一种手段。众所周知，媒体不光是政府宣传的喉舌，同样也是群众的喉舌，进行批评性报道时，大部分记者采取的采访方式肯定首选是暗访，不可否认，现在，新闻记者的采访遇到了很多困难，记者越来越不受欢迎。尤其是一些大城市的好多地方，包括商场等一些公共场所对媒体是特别的小心，采访前要事先与被采访地的负责人打好招呼，将采访内容、采访对象等一一告知，然后被采访方根据记者呈上的“报告”再行定夺，正面的报道，对自己有利的宣传，负责人当然首当其冲，第一个同意媒体的此举做法，并且对来访的记者一定是招待有佳，毫不怠慢。如果是负面报道，那么被采访地的负责人肯定又是另一副嘴脸，什么“我们这没有你们想要的资料，更何况我们是公共场所，媒体来访，将会影响我们的正常营业，恕不接待”“你凭什么来采访”等，诸凡能想到的理由，都将记者拒之门外，连门都进不去，何以来采访、何以获知真相，何以将不法之人曝光于天下。
图15：伪劣摩托
在隐性采访中所用的计策也只是记者为了获得更详尽的影像资料，或者说是记者为求自保的一种手段而已。记者将真实的事实通过影像资料反映出来。没有虚假，只有事实的真实记录。新闻讲究的是真实，用事实说话。当新闻失实成了媒介的一大弊端，用虚假的新闻来提高收视率、扩大发行量成为越来越多媒体大鳄们的不二法门时，隐性采访所带给受众的真实，更显得难能可贵。有人说隐性采访无外乎是记者们用坑蒙拐骗的伎俩骗来的新闻素材，这种说法事实上忽略了一点，即手段和目的的区别。我们所说的隐性采访，自然是在真实的基础上，没有任何虚假成份的隐性采访，对观众来说是技巧，而不是欺骗，是记者为了揭示社会阴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