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刚带人去佳木斯买机器，在一家铁工厂看中一台机床，不光要钱，还得有3家铺保。这下可把人难住了。祁致中的警卫员丛树林，说他有个朋友是刻字工人，让他给刻3家商号的图章不就行了吗？立即去办，马到成功。
造枪得有特种钢，长发屯火车站上堆着不少钢轨，一个骑兵连连夜赶去，一个班警戒，其余的往爬犁上搬。敌人发现了，大雪纷飞中一场激战，抢运钢轨之战。老天爷帮忙，正是冬季，爬犁便捷，包括那台机床和其他机器设备，全是些死沉死沉的家伙，不然还真不好弄进那七星砬子大山里。
这“机器房子”里的可不是缝纫机，用脚就能踏动的，得有电。就修道水坝，用水轮带动发电机发电。水源不足时，就用汽车发动机烧煤油发电。
第一批产品是100支撸子，外形跟撸子一模一样，只是像匣子枪一样的机头，就叫“匣撸子”。豆油烤漆，又黑又亮，性能也好。
第二批是手提式自动冲锋枪，打的是匣子枪子弹。只是产量不高，一个月才能造几支，子弹又少，试制成功再未生产。
接着就造出了机枪，并装备了11军。
东北胡子多，枪械自然有市场，民间造枪业就应运而生。弄支枪模仿起来，铁匠炉式的手工打造，一个人干，或父子俩合作，质量大打折扣。其他军兵工厂的师傅，不少是这种角色，跟11军的正规军没法比。如果再干上几年，这座兵工厂的作用就大了。
1938年初出了叛徒，日伪军进山“讨伐”，兵工厂损失很大。之后，敌人不断进犯，再加上归屯并户，兵工厂处境日益艰难。1939年2月，敌人再次大规模“讨伐”，除3个人侥幸逃脱外，包括胡志刚在内的工人和护厂官兵，全部战死。
1936年（无月日），《刘海涛关于满洲情形的报告》中说：“我们计划着在里边（小兴安岭里边——笔者）建立军事政府、学校、小兵工厂、各种设备，这个山里就是日本知道，他进攻是很难的，也可说要与对房子（“对房子”，又称“趟子房”、“碓营”，即在山里打猎和干各种营生的人修建的房子——笔者）和雪里人（“雪里人”即达斡尔人、鄂伦春人——笔者）联合好了，日本就没办法进攻的了。”
当时许多人认为山里是绝对安全的。应该说这还是一种摸索阶段，翻的还是胡子的老皇历，冷兵器时代对付官军的那一套。
抗联不能没有密营，特别是在根据地的处境日益艰难，乃至被敌人疯狂剿灭之后。
而密营的精髓就在个“密”字：敌人不知道你在哪里，就是明知道你在那大山里，它也找不到。
学军事，学文化
胡真一老人说，管毅管医官，兼着教导队的文化教员。第一次见面，他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在家时叫“小买子”，现在叫胡真一了。他笑笑，拿个树枝在地上写下“胡真一”3个字，先指着“胡”字，说这就是你的姓，左边是个“古”字，右边是个“月”字，“古”是古代的“古”，“月”是月亮的月，加一块就是姓“胡”的“胡”，“胡来”、“胡说八道”的“胡”。讲完“胡”，再讲“真”和“一”。认识自己了，再认识“革命”、“共产党”、“马列主义”。“马列”是两个人，“马”叫马克思，德国人，“列”是列宁，苏联人，“主义”就是他们说的话。马列主义是真理，用马列主义指导革命，就一定能胜利。
曹曙焰老人说，那时连里有识字班、政治讨论会、军事讨论会、经济讨论会、自由讲谈会、“苏联之友”、卫生组、俱乐部，7军管俱乐部叫跳舞队。各军叫法不一样，内容都没离开这些。政治讨论会也就指导员和文化高的讲讲，有的连长都讲不出什么。我当指导员后就得讲了，讲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打走日本子要像苏联那样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个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书念。军事讨论会和经济讨论会就热闹了，大老粗讲话不拐弯，那时那人也不大挑理。经常活动的是识字班，不打仗，没敌情，弄块板子挂树上，写上几个字，嘴里跟着教员念，手上就在地上画。在家念不起书，没想到参军还能学文化，积极性挺高。也有不爱学的，特别是仗没打好伤亡大时，有人就说明天这口气说不定就没了，学那玩意儿有什么用？
各军大都有教导队（团），有的叫“随营学校”，在根据地选个屯子，在老乡家南北大炕上一坐，军事、政治、文化课就开讲。随着形势的恶化，“提拔的、培养的、教育的，赶不上牺牲的多”，也就越发突显出培养干部的急迫性。
打下老钱柜，控制了小兴安岭汤旺河谷，3军、6军即在岔巴气建起联军办事处、修械所，在帽儿山建起被服厂、医院、仓库，在汤旺河支流伊春河畔建起政治军事干部学校。
几幢灰黑色的木刻楞，隐蔽在茫茫林海中。木板门，树皮顶，对面大通铺，每幢都能住上几十人，原是流送木材的工人用的。这里是红松的故乡，也是动物的天堂。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河里游的，伴着参天的古树，在一种原始、荒莽的状态中恣意生长。清晨，学员们在门前空地上出操，鸟儿满世界欢歌笑语，狍子、梅花鹿在林子边好奇地探头探脑。
校长赵尚志，副校长李华堂，教育长侯启刚，两名教员张德和张文廉，学员分3个月的士兵班和6个月的军官班，前者培养连排长，后者毕业后许多当了师团长。张德讲政治课和军事课，张文廉讲文化课。政治课有《中国近代史》、《社会发展史》、《资本论》等等，军事课主要讲游击战术，也搞射击、刺杀、投弹、爬山、游泳、利用地形地物等训练。教育长和教员每天轮流上课8小时，有时也请部队军事理论和技战术素养较高的干部讲课，晚上还有两小时的讨论，队列、纪律教育则贯穿在日常生活中。
如今新兵入伍第一课，就是立正、稍息、敬礼等军人基础知识、素质训练。这是条令规定的。那时没这个。那时拿起枪上战场，没工夫练这个，庄稼人也不习惯这一套。见到上级不敬礼，进连部不报告，上级也不在乎，觉得打鬼子用不着这一套。这回进了政军干校还这样，或者给予口头警告，或者罚你徒手立正。不管你是什么职务，打死多少鬼子，挂了多少彩，用今天的目光看，就是一律从新兵学起。
1935年1月，《东北抗日斗争的形势与各抗日部队的发展及其组织概况》中，说1军士兵“百分之九十九文盲”。来自3军、6军、9军、11军的干校学员，文化程度要高些，也不能没有文盲。而《资本论》应该是大学的课程。非常时期，特殊环境，从文盲到大学，从士兵到连排长，从连排长到师团长，就这么速成着。从不会立正、稍息、敬礼，不懂向左转、向右转的庄稼人，到拿起枪就向侵略者冲击的军人，不也是这么速成的吗？
游击队、抗联的优势之一，是熟悉地形，那深山老林里的沟沟岔岔，参军上队前就嵌满了庄稼人的足迹。可离开家乡，游击到个陌生的地方，一时间就有点儿找不到北了。过去缴获地图，许多人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扔了，或是揣兜里留着擦屁股了。在干校学习军事地形学，懂得识图用图了，有人就拍起大腿，后悔不迭。
与此同时，还在巴浪河沟里办起了电信学校。
校长兼教官于保合，1914年生于吉林省伊通县，1933年毕业于吉林市省立一中，同年参加抗日救亡，年底被派去苏联学习无线电。他聪明，又刻苦，仅半年即提前毕业回国。
学校学员只有九人，最大的十九岁，基本都是初小文化，这已经很难得了。除独立师的三人外，全是党员。主要学技术、电学、电工原理和使用无线电的常识，然后练习收发报，教学器材是缴获的无线电机器。三个月后，根据赵尚志指示，与政军干校合并，政治课、文化课与干校合上，仍以学习报务为主。
到1937年秋，合并后的政军干校培训一百多名军政干部。
办政军干校和电信学校，无疑是深谋远虑的。从命令张寿海Р幌б磺写勰孟吕锨瘢皆谔劳庸壤锇煅В破?期的赵尚志，是不可能不想到南国的那所黄埔军校的。可是，由于与七星砬子兵工厂被毁的大体相同的原因，学校只存在一年多时间就不得不停办了。
“东方斯大林”
实际主持政军干校工作的，是教育长侯启刚。
据1939年5月9日《侯启刚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申诉书》分析，他1906年出生，好像是奉天省盖平县（今盖州市）人，1919年到营口省立水产学校读书，1924年考入辽阳满铁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