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脱裤子打，有的不脱裤子。有人学文化不认真，也被打军棍，一边打，一边问你还好不好好学了。
站岗走火，虚惊一场没什么。若是敌人来偷袭了，哨兵睡着了，那后果就严重了。实际上，从游击队到抗联，这种苦头各军都没少吃。各军、路军的条例、规则，就是在这样的经验教训中建立、并细密起来的。而随着斗争环境愈来愈残酷，比之后面将会陆续写到的那些难以下笔的惩戒行为，上述这些已是小巫见大巫了。
九、萧墙之患
第31章 下江无政府
办事处，事难办
5月的下江，树叶关门了，鲜花漫山遍野。万紫千红中最惹眼的，是雪白、桃红和淡紫的大烟花，一片片在阳光下流香溢彩。两个月后，花朵变成鸡蛋大小的绿色的烟桃，就是收大烟的季节了。一顶顶草帽在烟海上漂移着，两个人“一把刀”。前面的操刀手，刀尖在烟桃上旋一圈，乳白色的汁液就渗出来。后边那人左手中指上挂个小铁盒，其余手指抓住烟桃，右手食指在上面转圈一抹，再把沾上的汁浆在盒沿上一刮。晚上还要炼烟膏，把烟浆倒锅里熬成咖啡色的软膏，放到抹了豆油的牛皮纸上，每份半斤，叫“大烟分子”。收烟人的工钱，一般都在所熬烟膏的1/10左右。
每年7月，是庄稼人挣几个活钱的时候，也是反日、不反日的各色武装收大烟税的时候。
在救国军、山林队都集中于大烟地的时候，我的意见：最近把队伍代到北部去，主要的是进行农村运动及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另一方面，可以收大烟税，征收的办法不是去队保护，而是向保护烟地的队伍提出，随便他们给多少，向大烟地主提出百分之以几，以不妨碍我们的重要任务及活动为原则。
这是1935年7月10日《老胡给中共吉东特委、宁安县委及五军党委的信》中的文字，也是笔者见到的最早的有关文字。
至于其他捐税，就不像大烟税的季节性这么强。而在大烟种植地区，捐税也常是大烟。“满洲国”的特色之一，大烟就是钱，在一些地区甚至比钱还好使。在1938年以前，有了大烟，就意味着有了粮食、衣物，乃至弹药。
谈到1937年下江的抗联部队，当时各军的文件几乎都用了“猬集”两个字。
后来抗联的11个军，除了1军、2军和10军，这时基本都在下江地区。
1935年9月初，李学忠率2军2团西进南满，在濛江县那尔轰与1军会师时，场面热烈感人。当地民众杀牛送面，倾其所能弄“好嚼裹儿”，款待远道而来的2军。举行两次军民联欢会，之后召开联席会议，交流游击战争经验，制定两军共同作战计划，订立“抗日救国竞赛公约”。还互赠礼品，1军送给2军两支匣子枪，2军送给1军几颗手榴弹。
尽管史料中没有记载，采访中也无人提及，类似情景在北满、吉东也是应该有的。特别是敌我搏杀得难分难解，或者力不能支时，一支联军赶到，那种胜利后的战地会师，心情不言自明。
但是，1937年松花江下游10余县，猬集了8个军的两万左右联军后，不时听到的就是碗碰碟子、碟子碰碗的声音了。
1938年2月23日，《五军三师党委关于木营税款分配问题给军特委的信》中说：
关于五军三师与七军三师对独木河木营问题之初步讨论，我们认为非常的不满意。查该木营并非小规模之木营而外大批所预作五千至八千大方子及一万五至两万多之圆棍子案，大方子每根可抽得五元钱税款，圆棍子每根二元钱的税款，这是很大的一笔收入。
我们根据了“联军洼峰会议草案”，有权利提出分得该项收入之一部，因为这是我们中国的山林出产，并不是哪一个军单独的而造成的，或者是哪一个军自己单独工作的结果。
一年前的2月，在洼峰河9军行营召开的联军会议，关于“经济军需筹划措置及征发”、当年“春季服装费实行地亩捐”、“地亩捐各军分担征收区域”、“给养征发区域”等等，都有具体规定、划分。参加会议的为3军代表和5军、8军、9军的军长，虽无4军、6军、7军和独立师人员，也有一定的代表性。具体操作的“联军哈东办事总处”，总处长由联总任命，“总处长以下按哈东及松花江岸、牡丹江沿岸现实情形，各军选派师长、副师长、师参谋长或军参谋长为代表参加总处”。
1938年5月17日，《冯治刚关于六军征收地亩捐问题给宋一夫的信》中说，原以为6军在这方面没什么问题，“接到宋同志来信，这从中有分歧地方才知道是六军本身上错误了，我接见这封信，决（绝）对照宋同志提议及联军决议施行才使办事处工作顺利”。
只是有多少个冯治刚？
庄稼人散漫，长期的游击战又养成了独行其是的游击习气。山林队改编的队伍，地盘观念重，不许别人染指。就是正儿八经的基干队，或多或少也难得没有这种意识。这是俺的地盘，凭什么划给他了？有人则有意无意地越界，特别是邻近自己的捐税大户，都想去捞一把，吃一口。一个屯子，今天这个收捐，明天那个征税，联军内部纠纷，老百姓叫苦不迭，其危害远远超出这种行为本身。
下江10余县，地域辽远，办事总处鞭长莫及，又先后设立了依东、牡丹江、下江、罗勒密等分处。还有未经总处同意，擅自组建的。
谈起这段历史，一些老人说，下江地区富足，10多个县养活两万多联军不成问题，关键在于捐税征收混乱、无序。几支没有隶属关系的部队到一块儿，矛盾、纠纷是难免的，特别是像抗联这种非常规的队伍。那时到哪儿都有“办事处”，有问题就说“找办事处”。应该说，这些办事处大都是尽职尽责的，可它既不是政府，也不是上级军事机关。几个军抽人凑起来的临时单位，你说能有多大权威？在一些人眼里，那办事处负责人是哪个军的，那胳膊肘就向哪个军拐了，更不用说有人根本没把它当回事了。有的办事处不断改组，那事照样难办。
1937年9月7日，《中共吉东省委宋一夫、周保中致下江抗日联军各高级干部的秘密通信》中说：
从来下江各部队缺乏一致精神，“见利则不相让，遇战事则各不相顾”，这是革命游击斗争中极端可耻的事，而且也是极危险的事，希望同志必须根本铲出这类倾向。
“三五军是共产党派，八军是民族派”
1937年（无月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北满总政治部主任给三军四师军政负责同志的信》中说：
现在东北民族革命战争中，有不少的上层领袖，经过吾党的坚苦教育，及实际克服他们本身许多疑念的结果，他马上就放弃了他原有的一切复杂观点，忠心于抗日救国事业，入党后即刻就表现初步忠实于党。如五军副军长柴世荣、谢文东、祁明山、于九江等等，都成为东北抗日战争中最英勇指挥员。
表面上看，对与3军的联合，谢文东好像不如李华堂热心、积极。可他1936年春就提出要求参加共产党，此前还要将队伍编入3军。笔者曾说“谢文东可不是‘瞎胡闹’”，其一这时他是抗战的，其二他在精心拨拉自己的算盘，用东北话讲是这人挺“故懂”（心眼儿多、狡猾、阴险等等）。
南京那国民党政府指望不上，寻求苏联援助武器也落空了。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苏联人不帮他武器，已使他迷惑，怎么同为共产党，那边的共产党也不帮这边的共产党呀？但是，谁都知道李杜、王德林兵败后都往那边跑，这本身就足够说明问题了。共产党在东北已经形成气候，要抗战就不能不依附共产党，特别是他眼下这种处境、模样。而共产党的强大，还在于它是有靠山的，靠上了这边的共产党，也就等于靠上了那边的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