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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东军间岛日本辎重队
共产党员伊田助男
1936年7月，有8个日军士兵从宁安城出来，找到唐头沟农民廖长发，说要参加陈翰章的队伍。中国话说得磕磕巴巴，还拿着枪，老百姓胡乱指路，进山就迷路了，第二天又转了回来，被追捕的日本宪兵发现。一场激战，8个人非死即伤，抓回去被杀害了。
单立志老人说，在抗联教导旅听1路军的人讲，鸭绿江上游日军一个班，反战，要投抗联，进山没找到，都自杀了。
胡真一老人说，好像是1937年吧，5军军部来了4个日本人，跟军部活动半个多月，到哪儿就宣传我们是日本人打日本鬼子，中国人更要团结起来抗战。当时传说他们是日本共产党，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也不知道后来哪去了。
有1军老人说，好像是1937年吧，记不大准了，1军有3个苏联人，怎么来的，后来哪去了，是不是牺牲了，不知道。
笔者在东边道采访，也听说此事，但在文字资料中并无记载。
“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的外国传教士，几乎都支持义勇军。
兴京英国传教士韩德利，将米字旗铺在院子里，让老百姓到他那儿避难，做大锅粥救济难民，给义勇军伤员疗伤。他还去奉天给义勇军买药，买钢管造炮，用马车拉回来，车上插着英国国旗。最后一次是给义勇军买电台，从奉天回来，走到马儿墩下面的山路时，被化装成胡子的鬼子杀害。
韩德利和福间一夫等人，是为东北抗战牺牲的烈士，是人类良知与正义的化身。
福间一夫等人当然不会进靖国神社，他们把自己的名字镂刻在人类反法西斯战争的丰碑上。我被他们感动，被那些为平顶山“照相”打官司的日本律师感动，为当年和今天那些热爱和平的日本人感动。
十三、生存与战斗
第44章 人是铁，饭是钢
“打给养”
未等树叶飘零，山里就忙活起来。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像蚂蚁搬家般往巢穴里搬运食物。被东北人称做“花鼠子”的松鼠，拖着个长长大大的尾巴奔跑跳跃着，两个腮帮子像含了两个球似的，里面是松子、橡子和别的什么野果，当然更多的还是粮食。两腮瘪瘪的，那是刚刚完成了一次搬运，从巢里出来。那些没有储存粮食的动物，像熊呀鹿呀狍子老虎等等，也抓紧时间，个个吃得膘肥体壮，老百姓管这叫“抓秋膘”，以便熬过漫长的难以觅食的冬天。
抗联官兵早就动手了——特别在到处都建起“集团部落”之后。
1939年8月，杨靖宇率总部、警卫旅、机关枪连、特卫排，到濛江县北部、辉南东北部地区活动，意在吸引敌人，掩护筹粮。韩仁和带人在濛江头道、二道、三道花园一带，伊俊山带人在辉南榆树岔、龙湾一带，李清绍带人在马屁股山一带，白天睡觉，晚上背粮。
有地方关系好办，没有就在山边等着，看到人来了，就去跟人家商量。你家要交多少“出荷粮”，能富余多少，这块地能打多少粮，能卖给我们多少，价钱多少。约定收割时，把包米棒子掰下来堆一块，用包米秸子盖好，部队晚上就去背进山里。
1938年秋天，在虎林县独木河子，单立志通过“在家礼”的关系，认识个老顾头和孙二麻子。老顾头的姑爷是伪警察，利用这层关系，藏着掖着，带出些粮食。有大车拉东西出部落，装车时压底下，能弄得多点儿。1939年春，徐凤山被“内部处理”后，两个孩子都是老顾头给养着，非常可靠。孙二麻子也是“在家礼”，还有个老尤头。
这天傍晌，远远地看见顾大爷过来了，一手提着个粪筐，一手拎着个镰刀头子，脚步挺急。昨晚部落来了几百日伪军，附近几个部落也住满了，要进山“讨伐”，顾大爷说你们快走吧，这地场待不得了。
单立志让姜新周和甘凤山回去报告，自己留了下来。
五十年后，老人说，我们三个在独木河子待了一个多月，弄到粮食两千多斤。这在平常不够塞牙缝的，可那时部队在山里吃树皮，有没有这点粮食大不一样。特别是对于伤病员，那就是活下去的希望。那时什么都保密，像我这样的基层干部，就是干好让你干的事，不知道7军还有没有、有多少像我们和老顾头这样的关系。地方党组织早没了，没有“证明书”根本进不了部落。我们3个转了好几个地方，见到人，搭上话，有的回去就向敌人报告了。好不容易跟老顾头他们拉上关系，哪能轻易放弃呀？
第三天拂晓，敌人上山了。
这时，单立志熊瞎子蹲仓般躲在棵大树洞里，听见脚步声由远而近，乱糟糟的都是踩踏树叶的声响。他以为一会儿就过去了，谁知敌人就在那面山上转来转去，天大亮了也不走，有个小子还拿枪托咚咚地捣一阵子他藏身的枯树。听到脚步声往山里去了，单立志好不容易从树洞里探出个脑袋，敌人又回来了。又折腾一阵子，就听见开启饭盒的声响，和吧唧吧唧的吃饭声。
说不清敌人什么时候走的，反正单立志是爬不出那个树洞了。
那是个两丈多高的松树筒子，两人合抱粗细，被雷劈后树头没了，接雨水，树心就烂，烂下去两米多深，外面的树枝还是活的。穿件老羊皮袄下去，刚好能转开身。已经下过第一场小雪了，潮乎乎的树洞里已经结冰了，老羊皮袄也不顶事，一会儿就透心凉。更要命的是这种比立正还立正的姿势，手脚麻木，身子都僵硬了。
他没听到老顾头的脚步声，听到了“单同志”、“单同志”的叫喊，上面伸下来一只手。
1932年11月2日，《中共满洲省委报告第二号》中说：“钱的问题使我们许多工作受到很厉害的影响，许多决定都成为空话。”
从枪弹到衣食，那时是有钱就能买到。而从1938年开始，就不仅是钱的问题了。前面说了，杨靖宇牺牲时，胃里没有一粒粮食，身上有6660元钱。张秀峰投敌时，带去9960元钱。杨靖宇身边的最后两个警卫员朱文范和聂东华牺牲时，身上也带着几千元钱。在当时，这绝对是一笔笔巨款。
写于1940年2月2日至3月19日、由“中共吉东省委员会发”的《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的新提纲草案》中说：
一九三八年来游击队潜居深山密林中，与群众关系几乎完全断绝了，整天为了吃饭忙。
1939年6月21日，《冯仲云关于部队在下江活动、供给、干部等情况给金策等同志的信》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