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浩打断了周剑非的话，问道：
“苏省长也这么看？”
周剑非连忙解释：
“不，不，他对我只说因为当时他抓经济工作没有去学潮现场，对处理的细节不清楚，怕说多了被动，所以让我打电话建议你提前回来。”
赵一浩竭力控制住自己，又问：
“那么刚才你说的那种看法，到底是谁提出来的？”
周剑非毫不犹豫地说：
“我估计是一部分老同志向考察组提出来的，具体的人说不清楚，好像也包括钱老在内。上次学潮刚平息下去，我上省参加地委书记会去看他，他说了一句，‘处理学潮这类事要学朱元璋恩威并济，光偏朝一方面是要出问题的。’我当时用别的话转移了，没谈下去。”
赵一浩忍不住了，说：
“恩威并济，什么威？警棍、水龙头、抓人？恩又是什么？收买、利诱？把学生群众置于敌人的位子来处理，这是蒋介石的办法，所以他们最终失败了，我们能这样学？老同志对当时的具体情况不清楚，我们要理直气壮的宣传讲解。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专门召开了副省级以上离退休干部会通报了处理情况，并没有听到反对的声音呀。现在，不同看法出来了，这也不奇怪”，说到这里赵一浩变得有些感慨起来：“问题是我们在岗位上的人。当时对省委的以疏导为主，和平处理的方针投了赞成票，甚至比谁都积极。现在，又反过来了至少是对当时的处理是否正确也跟着产生了怀疑。”他提高了声音：“缺乏坚定性是意志薄弱的表现！”
周剑非不太清楚赵一港这些话指的是谁，自然也不便在电话上打听。他觉得唯一的办法是赵一浩回来向考察组说清楚当时的情况，正本清源。于是他建议：
“我看你还是回来吧，这两天吴泽康和端木信每天都跟我通电话的，三江的选举已经不成问题了，你坐镇三江的任务不是已经完成了嘛？”
赵一浩听了问道：
“考察组表示了要我回来说清楚吗？”
周剑非说：
“那倒没有，不过，我想只要他们听说你回来了，就一定会找你个别问清情况的。只要把当时的情况说一说，这个问题也就过去了。”
赵一浩笑着说：
“他们都怕被动，把主动权留给我了，很感谢！但是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人家还没找你，你便急急慌慌找上门去‘投案自首’，不正好说明你心虚？”
周剑非觉得这话有道理，但他又说：
“根据三江的情况，也不需要老呆在那里呀。回来后你当然不必主动找上门去，他们会找上门来的。”
赵一浩说：
“让他们多找些人谈谈再说吧，领导层的人说具体情况不清楚不敢回答，梅西大学、省教委的人也不清楚？我想他们会找他们谈的。让他们自由自在地谈吧。”
周剑非说：
“听我们派去的联络员说，昨天找了公安厅的人谈，今天上午找教委下午找梅大。”
赵一浩笑了，说：
“我猜得不错吧，让他们将要找的人都找完了，最后总会要找我的。那时再谈我的看法也不迟，要沉得住气。”
周剑非问：
“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赵一浩说：
“我打算明后天到你的老根据地松岭去，除了搞点调查研究，不是还有一个动员尊夫人上省的任务吗？”
说到这里赵一浩笑了，是开心的笑。周剑非也笑了，笑声中混合着苦涩和感谢。于是他说：
“我建议你还是先同苏省长通通气，交换交换意见再走吧。”
赵一浩说：
“那当然，那当然，我马上就给他通电话，还有一件事，冯唐的安排常委不是已经定了吗？马上发通知，让他在三江呆久了不好。”
赵一浩挂上电话却没有立即去拨苏翔家的电话，而是坐在沙发上陷入了沉思。这是怎么搞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四个轮子一齐转”还没了结，又出来了一个学潮处理事件。他隐隐地觉得，有一股力量正结成无形的联盟向他猛攻过来。这股力量看似无形却是有形，而且能量很大。他们一上阵就吓跑了一些意志薄弱者，吓昏了那些本来就混混糊糊的人，纠结了更多的风吹两面倒的“墙头草”！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他们发起不大不小的攻势仅仅是为了打倒我赵一浩？不，对这一点他脑子十分清醒。就他个人来说，他自信还善于处理人际关系。老少爷们一般都不存在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这一点他比组织部长超脱也比省长们超脱。他一惯的作风是只抓大不抓小，故尔也一般不存在要官未得或要物未给而积下的宿怨，以致乘机来进行个人报复。不，一般不存在这个问题。他心里明白，他正在被作为一种力量在这个省的代表人物而成了攻击对象。虽然他个人和他们之间不存在恩恩怨怨，但他所推行的事触动了他们的观念，触动了他们的利益，如此而已！
他既明白也还有些不明白，或者说明白中的不明白。关于“四个轮子一齐转”倒也好说，分明是把这个倡导者作为离经叛道的异端分子了，干脆地借用文化大革命的语言：把他赵一浩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故尔他们是卫道者，是神圣的东征的“十字军”！然而，这学潮呢？自然也是容易理解的，和“四个轮子一齐转”一脉相承，不同事情的不同表现而又体现同一的性质：“右倾投降”，不也是和经济上提倡的一脉相承吗，表现形式不同罢了。如果他赵一浩当时接受某些人的意见，采取高压手段，也许现在不仅不会迸出这个“问题”，而且会赢得“立场坚定”的美称了。然而他至今不悔，他觉得自己当时所采取的疏导方针是正确的。虽然那种处理办法对自己来说并不轻松，更不愉快，而是忍辱负重，但毕竟是正确的。
忍辱负重，一点也不夸张啊！想到这里，当时的情景一一再现眼前。
全校罢课已经进行到第三天，事态走向越来越扩大的趋势。其他大专院校的支援声明正陆续抛出，支援行动也整装待发了。他赵一浩召开了紧急常委会，自告奋勇亲自上阵和学生对话。对话，这是当时流行的语言，没有人作过专门解释，大概是双方平等座谈讨论问题的意思吧？
他来到梅西大学，最初提出先和少数罢课学生代表座谈，对方不同意，要求上大礼堂面对全体师生。既然来了又何惧面对全体师生呢？他毅然决然地同意了。
省委一把手来大礼堂和全体师生对话的消息一传出，那足可容纳两千人的礼堂内真可谓“座无虚席”。罢课者们当然是一个不漏地全来了，反对者、“逍遥派”，没有卷入的中立者（以教师为主）会来了。两千个位子容不下，有的干脆从宿舍或自己家里搬来了临时加位的椅凳。
赵一法在副省长张昌明、省教委主任和大学校长、党委书记的陪同下，在一片掌声、吼叫声、嘘声混合而成的刺耳的“迎宾曲”中，进入礼堂走上主席台。接踵而来的是类似怒吼的此起彼伏的口号声：
“严惩抓人打人的凶手！”“我们要法制，不要法西斯！”“保障我师生的人身安全”，“保障人权”！
像是京戏的开场锣头，顷刻之间便造成了热烈而严肃的气氛。十分紧张的局面出现在面前。这样的场面赵一浩见过，那就是“文革”中各式各样的批斗会。也是这样此起彼落的口号声，朗读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不是做文章……”，然后一声大吼：“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揪出来！”人们紧张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上。但那时他不是任何一方的主角，而是旁观者。像今天大礼堂里的许多人一样，多少带有点儿看戏的味道，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