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存在问题，这些当然都是教育的失败。我们首先应该反思问题的症结所在，而不是冲动或盛怒之下就要对学生严加管教。
这些教育问题的存在，和尊重学生、倡导激励与赏识没有关系，这绝不是尊重学生的过错。学校教育就应该以学生为主体，师生在人格和地位上都是平等的，师生之间应该互尊互爱，如同一种朋友和伙伴的关系，而绝不能是管教与被管教的关系。
出了问题应该具体分析。学生联名炒老师鱿鱼的事并不鲜见。一个多月以前，浙江乐清市一位女教师就曾因为着装新潮而被学校解聘，这也是学生联名要求的。成都市也出现过类似的事。湖北黄石一群小学生联名给校长写信“弹劾”不合格班主任。这是民主意识的萌芽，需要好好呵护，而且是一个契机，正可弥补民主教育的缺失。像青岛这例事件，全班只有三位同学未联名行动，难道说问题就全在于学生吗，老师的态度和“管教”方法有没有不妥之处？
“管教”这个词显得有些生硬，不如还回归到“教育”吧。教育不应该是生硬的，教育不能是责打，不能是怒斥，不能是教训，更不是娇惯。教育是什么？这是一个探讨不尽的话题。而今提倡的激励与赏识是教育良方之一种，我们不能把家长老师的一些不良教育方法所带来的问题，归罪于激励和赏识。
“管教”这个词本身就已经表明了教师的态度和观念。我觉得有些教师的观念还存在误区，以为孩子“不成器”是由管教不严造成的。实则相反，好多问题正是由管教不当引发或激化的。如果师长采用了正确的教育方法，保障了孩子身心的健康成长，他们会一时赌气就离家出走吗？如果老师和学校实行的是“爱的教育”，老师真心地爱学生，就会赢得学生由衷的尊重和爱戴，这样的好老师，学生们舍得联名炒掉吗？不要以为孩子就没有是非观念，就不懂得爱憎分明，一个教师是否合格还是得由学生说了算。一个真正的好老师首先得是一个受学生欢迎的老师。
我们的教育包括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还有我们的老师，都应该好好反省一下了。不是责备现在的学生不懂得自省和自我教育吗，然而我们身为师长的又做得怎样呢？1206（原载《中国青年报》）
一朝吐绿露芳容（1）
教育要回归天性与自然
打开语文课本，呈现在眼前的也许不是名家名篇，而是同班同学的作文。这些入选课本的小学生作文，都是在课堂上30分钟内完成的，没有老师的指导，没有事后再加修饰。这样的“奇迹”发生在广州市天河区华阳小学。他们使用的是一套人教社版“生本教育体系实验教材”，该校已有8篇学生作文入选这套教材。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奇迹产生？因为这是一种回归天性的教育。“生本教育”，顾名思义，就是以学生为本的教育，它同时又是一种自主教育。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挖掘学生的潜能，让教育去适应学生的天性，而不是让学生去适应教育模式，不是束缚和扼杀天性。
稚童作文入选语文课本，这不仅仅是一种值得欣喜的教育现象，更应该引起我们对于以往教育体制和体系的反思。
教育体系的特点集中体现在课程设计上。传统语文教材过分偏重名家名篇，再加上分析评价中不乏主观延伸的溢美之词，致使这些经典作品给学生的感觉是高不可攀的，是和他们自己的作文有着天壤之别的。即使他们再努力，自己也不相信会达到那样的水平。所以学生在学习中会产生知难而退的畏缩心理，这很不利于教学的进展和学生的进步。
从某个角度来看，这些名家名篇就像不可逾越的“高墙壁垒”横亘在学生面前。而现在教材中收入学生作文，与名家名篇“平起平坐”，这从根本上看也是一种观念上的启示。写作不再是一件难事，而是一种发挥天性的自然流露；每个人都有表达的欲望和能力，写作是一件最自然而然的事。正是因为回归了天性，打破了人为的限制，小学生们才能够在30分钟内完成足以入选教材的美文。这是带给教育的深刻启示。
学生作文入选教材，大家一起学习同学的文章。这就给了孩子们一个平等的起点，由于课文是同龄人的真实故事真实情感，学习起来也就有了“共同语言”。孩子们怀着浓厚兴趣热烈讨论，主动地参与其中，自然事半功倍。同时还灌输给孩子这样一种感觉和意识，只要自己努力就能够创造成功，成功不再那么神秘。这跟武汉某小学树立“名人墙”有异曲同工之妙。某一方面表现优秀的小学生可以和成功人士同上名人墙，大家都是平等的。这会有效激发孩子的上进心和创造意识。
课本收录学生优秀作品，是一项教改的重大成果和有益尝试。我们的教育改革所追求的就是孩子的成功成才和健康成长。成功就是人的创造潜能的不断开掘，而开掘潜能和大胆创新的前提就是回归天性。可以说，教育改革的终极目的，就是要回归天性与自然。这也是创新教育的根本所在。
因此，我们非常期待更多像学生作文入选课本这样的“创新现象”出现，非常期待我们的教育体系逐步回归天性。1228（原载《山西晚报》）
何必动辄拿书本说事儿
最近有人“咬文嚼字”地挑出了某散文大家著作中的130多处疏漏和差错，自誉为“石破天惊”。这让我想到了几年前有人对某名人传记的“匡谬正误”。不管这些“差错”是属于文史还是文字方面，都给我们摆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以什么标准去衡量和判别文章中的差错，如何对待我们的阅读和发现？
问题的关键在于，用以判定的标准是否靠得住。如果仅仅依据历史教科书和语言词典来评判，就未必那么客观了。且不说前两年有位退休教师指出“中学历史教材错误多达数百处”是否可信，教材编者认为有些“差错”是“史学界见仁见智的问题”。既然教科书上说的也并非定论，那人家的怀疑就有一定道理。历史的真实面目是不可能“见仁见智”的。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如果一切以史料、课本和词典为准绳，则难免走入教条主义的误区。因为书本是用来记录生活和历史的，词典是记录语言实践的，它们永远都滞后于人们的生活实践。如果一切只能向“既定”看齐，我们的学问和语言都将停滞不前。
还有一位老学者曾经列举了高一语文课本的种种“失误”，简直就要把作者们的创造力给扼杀殆尽了。他建议“转瞬即逝”应改为“稍纵即逝”，“行驰”应改为“行驶”，“游目驰怀”应改为“游目骋怀”，等等，一切都得按照习惯性用法，不可以有丝毫个性创新。如此“禁锢”下去，语言还怎么发展？多亏公元前没有一部金科玉律般的词典，否则我们今天恐怕还得“之乎者也”吧。
以上两例至少说明，书本不是“铁律”，根据书本得出的“错误”未必可靠。因为说到底，书本也只是一种主观判断，不能等同于客观事实。我们的知识就是在不断地推翻与论证中进步的，发现新的，刷新旧的，创造新的，更新旧的，这种知识的新陈代谢是正常的。如果仅仅因为这种发现与创造不合所谓经典，不循规蹈矩，就要一棍子打死，那就是有害的了。
语言当然也包含在知识范畴中，语言文字时时刻刻都是发展演变着的。最有生机和活力的语言不在词典里，而在大众的嘴里。词典是“死”的，语言是“活”的。所以有语言艺术功力的作家都深谙向群众学习之道，但他们从来不主张向词典学习语言。每年每月每一天，都会有新词汇产生，时代会赋予旧词汇以新内涵，但它们的缔造者并不是词典编纂者。因此《新华新词语词典》才有了向广大读者征集新词之举，而且当“包二奶”进词典的时候还颇引发了一番争议。其实词典的责任，除了规范用语之外，就是要尽量及时并客观地展示语言的“时代风貌”。语言变化在先，词典跟进在后，不能说旧词典中没有的词汇或释义，你用了就是错误的。任何词典也不可能穷尽语言之内涵和奥妙，很多词汇及其含义未能收录，那正是词典的局限所在。词典本身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差错和疏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