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喂的自己吃……”（湖北人把“吃”念成“七”）
列位看官，这些歌曲从表面上看并没有什么政治问题，但抒发的却都是对下放的不满情绪，流露出深深的哀怨和绝望的心态，因此和当时官方竭力提倡、推广的那种铿锵有力以进行曲节奏演唱的革命歌曲大相径庭。官方把这种歌曲称为黄色歌曲，视为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但却受到全国青年的广泛喜爱。
直到今天很多经历过文革的五十岁以上的中年人仍然对这些歌曲记忆犹新，这些歌曲早已溶入了他们（她们）的生命。
就是这些歌曲伴随着这些下放知青和未曾下放的青年人度过了他们人生最可宝贵的、一去不复返的青春岁月。不论这些人在什么地方，在荒山、在草原、在边疆、在兵团，这些歌曲都给了他们无限的慰藉。虽然他们现在已经是两鬓霜染，青春不再，在他们的记忆中仍然保存下来的只有那些艰苦的蹉跎岁月的记忆和这些哀怨缠绵却又充满反抗情绪的歌声。
当然铁戈也把自己从《外国民歌二百首》里面学到的《三套车》、《伏尔加船夫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苏丽珂》、《小夜曲》、《西波涅》、《在路旁》和中国古典歌曲《钗头凤》唱出来时，也让梅琦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他对铁戈的嗓子更是赞不绝口。
梅琦还带来了武汉流行的“局子话”，这是当时的一种时髦。比如把哥哥或者是比自己大的平辈男人称为“拐子”，漂亮的男人称为“解杆”，漂亮的女人称为“解枪”，作风不正派的女人或暗娼叫“舀子”。香烟叫“条”，敬烟叫“上条”或“撒条”。脸叫“麦子”，衣服叫“叶子”。男人找女人谈朋友叫“局枪”或“逼遛子”，相当于北京的拍婆子。女人找男人叫“吸杆”。一个男人可以叫“一管唐”。“户鸡”、“户唐”是脑袋不清白有点二百五的意思。“憨坨”是形容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的老实人的称呼。小偷叫“告板”，打小偷发财叫“擂告”。手上掌握着一批小偷，靠小偷吃饭的叫“掌告”，北京叫“吃佛爷”。而以后发展到打别人宰钱叫做“擂肥”。把农村人统称为“土克西”。撒谎叫做“来黄子”，你如果还是像文革前说“撮白”那绝对是跟不上潮流的土老帽。而“清爽”和“玩味”这两个词，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语言环境中则各有不同的涵义。不服气叫“不服周”。据有人考证，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古时候各诸侯国不服周天子的意思，所以叫“不服周”，而武汉话却念成了“不服啄”，像这样发音也是一种玩味的表现。
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局子话”除了“拐子”、“打码头”和“不服周”等很少的几个词还在用以外，其余的基本上消失得无影无踪，除了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谈起往事偶尔还会提到这些已经死亡的词汇以外，全都尘封在历史幽暗的深处。
梅琦时常流露出对下放生活的厌倦和对武汉的怀念，一九六九年底他彻底绝望了，用一根麻绳结束了自己年仅十九岁的生命，以一种残酷的方式抗议这个疯狂的世界，他是红州地区第一个自杀的武汉知青。
几个月后全国开始大招工，他却没有等到这一天。
梅琦走了，但铁戈从他那里学到的一口纯正的武汉话和那些知青歌曲却从此没有忘却。三十多年以后当铁戈和辛建等人谈起他时，还为梅琦这个才华横溢的武汉知青扼腕叹息。
有分教：
东风阵阵大旗挥，斗地战天紧相随。
遥想当年无奈事，青春一逝怨阿谁？
正是：惺惺相惜双雄喜结义，恹恹无望一绳痛悬梁。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1。…第三十回 一打三反又遭厄运
第三十回
一打三反又遭厄运
整党清队再关牛棚
话说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说：“文化大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
列位看官，所谓“斗、批、改”的内容主要是：一、建立三结合的革委会：二、大批判；三、清理阶级队伍；四、整党建党；五、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七、知青上山下乡；八、教育革命。
一九七零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
二月五日又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深入“斗、批、改”的重要举措，它标志着文革进入了所谓的“一打三反”运动阶段。
“一打三反”是文革中最恐怖的运动，这一年死刑核准权下放到各省高院。各地纷纷召开声势浩大的公判大会，大开杀戒，处决了大批的政治犯（当时称为现行反革命），据官方文献记载整个文革期间全国楸出了一千多万“五一六分子”，仅从七零年二月至十一月共十个月的时间里，就逮捕了二十八万四千八百多人。
紧接着七零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这个通知要求纠正清查“五一六”的扩大化倾向，制止搞逼供信和采取体罚或变相体罚的手段，并提出“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但是《通知》同时又指出：“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绝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实际上这是促使人们去抓更多的“反革命秘密组织”。
列位看官，有没有“五一六”这个组织呢？答案是肯定的。这个组织的全称叫“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它的前身是“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兵团”，是北京钢铁学院学生张建旗等二三十个人搞的一个小组织，他们的矛头直指周恩来，到处张贴大标语和大字报，闹得沸沸扬扬，但其行动又极为神秘。而打倒周恩来不符合毛泽东搞垮刘少奇的原意，干扰了运动的大方向。于是毛泽东与六七年八月初发出号召：“革命的学生要团结，要联合，共同打垮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新华社播发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时，公开提出批判“反革命组织‘五一六’”的问题。毛泽东为此特地加写了一段话：“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组织。应予以彻底揭露。”“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反动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有了最高领袖的最高指示，此后掀起了全国性大规模狂抓“五一六分子”的运动，任意采取逼供信的方法扩大清查范围，随意指控某人是五一六分子，致使大量无辜群众惨遭迫害。连中共高级将领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人都被打成“五一六”的黑后台。后来已经被隔离审查多年的王力、关锋、戚本禹也被指为“五一六”的操纵者。最搞笑的是陈伯达这个原清查“五一六”专案组组长，在垮台后也被打成“五一六”的幕后操纵者。而“五一六”专案组副组长、原公安部副部长李震因此自杀身亡，当然那个敢舔老虎鼻梁的大学生张建旗最后则惨遭枪决。但问题还不算完，林彪死后又说他是“五一六”的黑后台。
在湖南先是镇压造反组织“湘江风雷”，后是镇压“省无联”。
江苏省则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五一六’，家家有。不是亲，就是友。”可见诛连之广。
这个全国性的逼供信运动一直持续到“四人帮”被打倒后才不了了之。
别的省都是“两清”，即清理阶级队伍和清理“五一六”，而湖北省除了清理阶级队伍和清理“五一六”以外，还要清理别的省没有的东西——“北、决、扬”。所谓“北、决、扬”其实是“北斗星学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派联络站”和《扬子江评论》的合称，是红卫兵中少数激进派分子的松散型组织，其中最著名的要数著有《红卫兵狱中吁天录》的作者鲁礼安，他是《扬子江评论》的主笔，写了不少激进文章发表在《扬子江评论》上，是一个与湖南著有《中国向何处去》一文的作者杨曦光齐名的人，另一个则是冯天艾。鲁礼安和冯天艾两人当时都是华中工学院的学生，思想比较激进，他们共同创办了一个理论刊物《扬子江评论》。六七年二月十日发表了《决派宣言》，同年十二月十日又发表了北斗星学会宣言。这两篇宣言的主旨意在鼓动农民起来参加造反。《决派宣言》说：‘中国最大的战争，无不是农民的战争，中国最大的运动，无不是农民运动。’他们宣称：‘决派，以最大的热忱准备迎接中国农民运动高潮的到来。’而此后发表的《北斗星学会宣言》则更进一步指出：‘从学生运动到工人运动，最后发展到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这是中国近代革命的一般规律，是历史的必然。’就是这几十个人的一个松散型的小红卫兵组织的一点狂言，惹得湖北省革委会大为紧张，以为又发现了《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反动”文章，事实上“决派宣言”比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发表的时间还要早，只是因为湖南省的警惕性更高一些，六八年就上报中央，致使康生在北京数次点了杨曦光的名。六九年九月七日，中共中央根据湖北省革委会上报的材料，发出关于武汉问题的指示（中发【69】67号），把“北斗星学会”和“决派”定性为反革命地下组织，湖北省革委会迅即将参加这个组织的学生定为现行反革命，予以逮捕、关押。此后又将清查“北决扬”和清查“五一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