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是舍命不舍财，杨发是要命不要枪，其实哪至于呀。如果就是一口咬定没有了，那也就是翻一翻。没翻到，有人气不过给他几下子，赵华瑞还得赶紧制止。
从地窖里抱出5支三八大盖，包着油布，乌油发亮，大家乐得合不拢嘴。
老杨，谢谢你了，打日本子有你一份功劳。李福臣说着，带队伍走了。
出师得胜，大家兴致很高，继续向山里进发，去创立苏维埃政权。
一去二三里，
烟村四五家，
亭台六七座，
八九十枝花。
宋朝理学家绍雍的这首《蒙学诗》，就算是不知哪朝代的何方人士写的，诗中的景象，也肯定与这片生我养我的黑土地无缘。
以很零星的农家形成农村，一般的相隔数里或数十里，有几家或十几家的农村家（聚居的至多十几家）。多半以一地主的土地形成一村，在这一地主之下住有一、二十家佃农。
这是1930年5月22日《张光前关于清原、柳河一带农村状况的调查报告》中的一段话。清原、柳河属南满，南满是东北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在北满，人称“八十里为邻居”。而在北大荒就是走上几百里，有时也难得见到一户人家。“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怎么会是这样子呀？因为它们世世代代、祖祖辈辈都没见过人，不知人为何物，瞅着稀奇，不知躲避，甚至想亲近你，你就棒打瓢舀锅里炖吧。
如今到哪儿要住宾馆，到乡下也得找个小店住下。那时到乡下见到人家就进去，叫“讨宿”、“讨个宿”，主人吃什么，你就吃什么，不用见外。再穷的人家，大子小豆饭就咸萝卜疙瘩也管够。那时见到个外人稀罕、亲哪。“老客”从哪疙瘩来呀？“老客”通常指生意人，属尊称，类似于今天的师傅、老板。俺从“山东家”来。东北大都是山东移民，最初闯关东的都是俗称“跑腿子”的打工汉，春来秋去，提起山东要带个“家”字。俺祖上也是山东家的，你是山东家哪疙瘩的呀？越唠越近，黑灯瞎火唠半夜。
那时在北满，“到哪儿都能刨两垧地”。从关里来的“跑腿子”，有的给种粮大户扛活，叫“扛年头”、“吃劳金”，有的搭个窝棚，人称“跑腿子窝棚”，开荒种地。看到哪儿冒起缕炊烟，有伴了，高兴啊，跑去看，唠得热乎呀。这家哥几个，认识老大的，就叫那儿“刘老大屯”，认识老二、老三的，就叫“刘老二屯”、“刘老三屯”，逐渐统一为“刘家屯”。或者在当地娶个媳妇，或者回山东家把家小带来，刘家屯就人丁兴旺起来。说不定什么时候，或者一场洪灾，房倒屋塌，或者一场被称做“瘟病”、“瘟人”的传染病，刘家屯就没了。
如今被称为“红松之乡”的伊春，全市行政区划面积32759平方公里，1939年只是汤原县一个行政村的辖区，叫带岭村。如此，读者就不难想见当年那地方是多么空旷、荒凉了。
在数百里荒无人烟的沼泽中，仅有的三五百户的村庄上，建起离群独居的苏维埃。
这是“北方会议”决议中的一句话。北方会议的决策者，对北满的地理性状好像挺熟悉。如今北大荒一望无际的良田，当年大都是沼泽地。而且好像还有实践为依据，因为“九一八”事变前，在那山高皇帝远的梧桐河，共产党人不就建立过自己的红地盘吗？只是“几百里荒无人烟”，“离群独居”，又谈何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呢？不管三七二十一，建起苏维埃就是目的吗？
但是，中央指示是必须执行的，省委、县委就是这么要求的。现在，汤原游击队就去尝试、实践了。他们不是去荒无人烟的沼泽地，而是到汤原北部小兴安岭的茫茫林海，在这个兵荒马乱的世界上寻找一块世外桃源，“建起离群独居的苏维埃”。
关于这次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无论怎么看都是匪夷所思的行动，亲历者几乎都在后来的抗战中牺牲了，没有留下任何文字和活的资料。而无果而终，则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没有人烟，没吃没住的，老天爷也绷起脸色，风雪一阵紧似一阵，继续盲目地走下去，那后果是谁都有数的。
县委决定，继续夺枪，把徒手队员都武装起来。
没枪不能打日寇。枪少，装备不好，各色武装也随时可能吃掉你。
目标是梧桐河福丰稻田公司的保安队，硬打不行，得智取。春节前公司要开佃户会议，选些队员混进去，鸣枪为号，里应外合，一齐动手。
各地游击队成立之初，通常都是对地主武装、小帮胡子下手，几支十几支地夺枪。之后，才是在战斗中从日伪军手中夺枪。
离春节还有一个来月，队员暂时放假回家。枪怎么办呀？回来的路上，有个队员带枪开小差了。就决定把枪收上来，分几捆包好，藏在稻草垛里。
来了帮报号“荣好”的胡子，六十多人，还有机关枪。把青壮年看住，就要钱要肉，不给就到处翻。那时有钱人家，为了防备胡子，平时都把点值钱的东西藏起来。胡子有经验，在屋子里翻箱倒柜，在外面用枪探条这里捅捅，那里探探，没找到什么好年货，倒是发了笔意外之财，把枪都翻出来了。
李福臣和赵华瑞恨不能一头撞死：怎么就没防备这一手呀？
妈个巴子。李福臣铁青着脸，也不知道骂谁：利没生着，老本都赔进去了。
假投降变成真叛变
话分两头。
汤原游击队的领导人，中小队干部，或者是有点儿文化的庄稼人，或者一个大字不识的庄稼人，共同的特点是对军事一窍不通。中心县委就不断向省委报告，要求派调军事人才。就在汤原游击队组建没几天，3个人到了。原本是让他们领导汤原游击队的，这时游击队已去小兴安岭建立“离群独居的苏维埃”了，就派3人去依兰做兵运工作，再拉起一支队伍。
王永江、杨树明和张旋风都是行伍出身。王永江当过排长，他和杨树明在“中东路线事件”中作战被俘，在苏联待过半年，回国后加入共产党。王永江三十来岁，大眼睛，细眉毛，单眼皮，中等身材很结实，“九一八”事变后一直做兵运工作，人称“士兵王”。这人脑瓜聪明，能说会道，张口“马克思说”，闭口“列宁讲”，用当时大家的话讲，“马列主义呱呱的”。那时中心县委以下党内，谁能引用一句马克思、列宁的话，立刻会被高看一眼。大家都觉得这人有真经，出马一定成功。杨树明年纪大些，老成持重，话语不多，心中有数，人们都叫他“老杨”。张旋风年纪最小，读过几年书，心直口快，一口浓重的山东腔。
依兰县的山林队中，有不少是东北军的底子，义勇军失败后啸聚山林的，其中一些既抢劫、绑票，也有抗日愿望和行动。王永江去的是一支报号“仁宇”的队伍，头领孙仁宇原是东北军的连长，两个人挺谈得来，很快成了好朋友。王永江就跟他讲，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男子汉，大丈夫，来世上走一遭，就得轰轰烈烈干一场，留个好名声。你眼下这样子，日本子打你，老百姓恨你，到头来算咋的？国难当头，民不聊生，正是好男儿报效国家的时候。
杨树明、张旋风的进展也挺顺利，几支队伍凑成一个团，命名为“哈东抗日义勇军”，有1000多人，10多挺机关枪，还有门迫击炮。
谁当团长呢？张旋风的意见是王永江，或者杨树明。
王永江不同意：俺和老杨当这个团长没问题，可咱们一进门就把人家的家当了，这话好说也不好听呀？俺说还是让孙仁宇当团长。一来他的队伍人最多，别的队伍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