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小学的那一阵，我倒确实是勤劳过一段时间。人一旦勤劳惯了，突然让他什么也不干，说不定还会生病。我那个班上，有几个同学喜欢乱扔东西，他们的桌椅周围经常有纸屑、铅笔屑，我看惯了家里干净的地板，见到这样的情景很不舒服。终于有一次忍不住，将本来由值日生负责的事做了。事情巧得有些离谱，班主任袁老师刚好在这时走了进来。结果可想而知，袁老师在全班同学面前表扬了我，让我沾沾自喜了好久。
小雪也替我高兴，看到她高兴，我也就更高兴了。只要能让小雪高兴，就是老师让我值日一个月我都愿意。
我和小雪嘛，还像幼儿园时那样，一下课，我们就手牵着手一起玩儿。那时候的小孩子都以为自己已经长大了，一旦进了小学，就不再随随便便牵手，而是女孩子一堆，男孩子一堆，各玩各的。只有我和小雪是唯一的例外。刚开始大家还不怎么在意，可是看我们从一年级一直牵手到二年级，就有人要说怪话了。
有一个小胖子—；—；我已经忘记了他的名字—；—；有一回跟在我们后面笑我们。他一边用食指在脸上比划，一边大声说：“羞啊羞，小雪要嫁给勤勇作新娘子喽！”
小雪恼了，转身就是一脚，骂道：“多嘴婆！”
谁也没想到，就这么轻轻一脚，小胖子就栽倒在地，居然放声大哭起来。他的眼睛哭成了一条缝，两只胖乎乎的小手不停地擦着眼泪，那模样实在滑稽。
周围的同学们都围过来看热闹。有几个好事的还在那里起哄：“喔！被女孩子欺负喽！”“喔！连女孩子都打不过喽！”
我往前站了一步，预备等小胖子站起来反击的时候保护小雪。
哪知小胖子太不争气，只是一个劲地哭，好不容易说出一句话却是：“呜……你打人……呜……我要告老师……呜……”这才慢慢站起来，连裤子上的尘土也不拍，呜咽着走了。
“你快去告吧！”我没有忘记讽刺他一句。
我打心眼里赞赏小雪的举动，她可不像有些女孩子，碰到这种事只会哭鼻子，白白被人欺负。
然而小胖子的话也让我很受用，小雪将来会成为我的新娘，对我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现在从小胖子嘴里说出来，说明大家也认为我们是天生的一对。瞧，多般配！
我于是常常幻想小雪戴着红盖头，坐着花轿的情景。那抬轿的轿夫还是陈志超呢！
—；—；请原谅我的幼稚，那时候的我还真没见过一场真正的婚礼，所有关于婚礼的知识全来自幼儿园老师讲的“抬花轿”、“拜天地”。
但是事情往往不按你想象的来，要是那样的话，世界上也就没有“痛苦”这个词了。
三年级开学的那一天，我发现小雪不见了。
我快要急疯了。
直到班主任在课堂宣布：因为小雪的爸爸调动工作，所以她也跟着转学了。
事情就发生在那个暑假。
我那天直想哭鼻子，但在同学们面前我不敢哭，强忍着回到家里，就立刻钻进被窝蒙上头。
除了哭，我还能做什么呢？小雪走了，没有跟我告别，也没有留下一件能让我想念她的东西。
为什么？
为什么她不让他的父亲别调动？
为什么她不能等开学了以后再调动？那样我们也可以见上一面啊。
为什么小雪不来向我道别？我们不是形影不离的一对吗？
当时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但现在我想明白了。一个孩子怎么有能力左右她的父母呢？小雪一定也急着把这件事告诉我，可是她不知道我的家在哪里，又怎么告诉我呢？打电话吗？那时候电话可是个奢侈品，只有校长和厂长的案头才摆放着珍贵的电话。写信吗？那种离别的千言万语叫一个才二年级没学过写信的孩子如何表述呢？
我曾经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可一眨眼就变成了世界上最不幸的人。蜻蜓在天空自由自在地飞舞，大雨一来，就立刻无影无踪。谁又能预料到什么时候下雨呢？
小雪一定是和我一样痛苦吧？她能够承受这种痛苦吗？我虽然是一个男子汉，但是我承受不了。
知道小雪转学的第二天，我就伤心地告诉妈妈：“妈妈，小雪转学走了。”
妈妈说：“哦。”
我又去告诉爸爸：“爸爸，小雪转学走了。”
爸爸问：“小雪是谁？”
我明白了，大人的世界不是我们能理解的，我们的世界大人也不会理解。
我只有用被子蒙着头，自己伤心了。
这么一来二去，我开始喜欢睡那种别人称之为“懒觉”的觉了。这种觉让我想明白了很多事情。人世的伤心、生命的苦难、心灵的眼泪我体验了，我品尝了。这就足够了。
我再也见不到我的小雪了！
她走了，但不是什么东西都没留下。她给我留下了一个很美的，但是破碎的梦。这个梦永远珍藏在我的内心深处，是我心灵的天堂。它能在我饱受挫折后给我抚慰，它能在我不被人理解时给我力量。
小雪走后，我的脾气变坏了。在学校里我经常和人打架，回到家里，如果弟弟来烦我，我就给他一个耳光让他哭，为此我没有少挨揍。
终于班主任袁老师利用星期天来家访了。不巧得很，爸爸妈妈带弟弟去看病了，只有我一个人在家。
尤其不巧的，是我正在干坏事。
前两天老师刚讲了王羲之练字的故事，我听了很不服气。我想，像王羲之这么练字，又费时，又费力，如果我肯练字，一定比他好多了。
正好爸爸妈妈都不在家，那就任由我大闹天宫了。王羲之的字太小气，用的毛笔也是细细小小，我得找一把什么笔来胜过他。
我的目光凝固在了妈妈放在墙角的那根比我还高一米的拖把上，就是它了！
用墨汁是不行的，那会留下作案的痕迹，还是用清水吧，反正我又不写给别人看。
于是我提了小半桶清水放在客厅里，卷起袖子准备大干一场。
十年以后，当我看见有书法家提着一根沾满墨汁的拖把，在一张大白布上跑来跑去的时候，就不由得佩服起自己有先见之明了。
就在我刚刚写完“人”字的一撇的时候，敲门声响了，然后是袁老师的声音：“有人在家吗？”
我立刻慌了手脚。
那时候我们住的是平房，大门通常是不关的，袁老师见没人应声，就走了进来。我连销赃灭迹的时间都没有！
“勤勇，你在干什么？”袁老师一眼就看见了我。
我红着脸，低着头，不敢说话。心想：“糟了！今晚小屁股要开花了！”
“爸爸妈妈呢？”袁老师问。
我如实说了。
袁老师突然伸出手，摸着我的头说：“勤勇真乖呀，这么小就懂得帮家里做家务了。”
我瞪大了眼睛，不明白老师在说什么。
袁老师从我手中接过拖把说：“老师来帮你吧。”然后傻乎乎地把我家的地板拖得一干二净！
拖完地板，爸爸妈妈还没有回来，袁老师就先走了，临走的时候，还不忘夸奖我几句。
第二天，袁老师就在班上表扬了我，并以我为榜样，批评了两位做卫生偷懒的同学。从此我得到了“勤快”的好名声。我试图向大家解释事情的真相，可是又被戴上了一顶“谦虚”的帽子。我十分气苦，为什么我说真话都没有人相信呢？
不久后，我当上了班长。一方面是因为我的“勤快”，另一方面，我想，是他们想安抚我，让我不再调皮捣蛋。
管他呢！反正我当上了班长！这很能满足我的虚荣心。
我自命不凡了好一阵。可是不久就发现了这一块面包的代价：带头劳动、更加循规蹈矩和做更多的班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