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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总算借到了，母亲的病控制住了，我也受够了冷眼。陪护母亲的时候，我发觉那些瘫痪在床的老人迫切需要帮助，而社会上居然没有专门的护理机构，我敏锐地看到了这个商机。我决心设立一个机构，让和我母亲一样的病人安享晚年。
我的主攻业务是那些瘫痪在床的老人和得了健忘症的老人。可我缺乏资金，丈夫又强烈地表示反对。他认为这活太下贱，丢人现眼。周围的亲戚朋友，包括我的母亲也都拼命反对。但我主意已定，决心豁出去了。
１９９８年４月，靠着东拼西凑借来的两万元钱，在当时的六角亭街民政科杨科长和居委会领导的热心帮助下，敬老院总算开张了。三室一厅的临街房就是我的全部家当。
头两个月生意极差，养老院里只有我瘫痪在床的母亲。
每月光房租就１５００元，这还是居委会再三优惠的。我不禁心灰意冷，暗想自己的付出是否值得。
我不甘坐以待毙，拿着广告单跑了二十多个居委会，跑高层楼房的住户。可我贴在墙上的广告单全被人撕了，并招来白眼和臭骂。有天晚上，我送传单到协和医院，还被几个人当贼打了一顿。
我从来没有感受过那么大的经济和精神压力。
转折点
终于我的敬老院迎来了第一位顾客，杨科长介绍了一位８５岁高龄的老婆婆。
这位老人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行为不能自制，喜欢把吃剩饭菜揣进被窝里包起来。更要命的是，她随地大小便。稍不留意，床上、桌上甚至脸上都是大便。她不辨白天黑夜，半夜还非要出外转悠两三个小时。为了让她心情舒畅一点，我惟有扶着她在茫茫的夜色中散步。她经常做些自残的举动，因此我只能趴在她身边眯一会儿，睡觉时也要捉住她的手。
以后，敬老院又陆续入住了１６位老人。我请了妹妹和几个钟点工来帮忙。
我母亲和婆婆都是长期瘫痪，照顾瘫痪病人我是轻车熟路。可为了更好地服侍他们，晚上我还是特地到同济及协和医院里去做护理工。在那儿，我学到了专业的护理技术，每晚还能赚１５块钱。
每个老人一个月交６００元，我们从护理到住食都包下来，这比请保姆护理合算。我实行的是家庭化管理和服务，老人的家属看到我们像对待亲人一样照顾老人，也很满意。由于口碑效应，入住的老人越来越多，敬老院开始盈利。
１９９９年５月，敬老院搬到了顺道街粮食工业学院的一家招待所。我雇佣了５个正式员工，把整个５楼租了下来。我要求服务员们把老人们当亲人看，只有这样才能不辜负老人家属对我们的信任。
有位大脑受刺激的老人，刚来时情绪低落。每个星期都要昏睡两三天，醒来时就自己打自己，摔东西砸碗，甚至把头狠命往墙上撞。这样的老人只能去尽力感化她，她摔东西时我陪她一起摔。她打自己时，我拉着她的手，示意她住手，实在不行就让她往我身上打两下。她说到情急处放声大哭时，我就陪她一起哭。有次，我确实欲哭无泪，就趁她不注意，往自己的脸上撒了些水。她见我如此“伤心”，居然止住了哭声，反过来安慰我。
为了稳定她的情绪，我白天陪她说、唱，晚上陪她睡，可她还是无意中伤害了我。有次，我睡得正香，脸上突然感到生疼。原来她把一杯开水泼在了我脸上，我委屈得哭了起来，想着我这些年来的艰辛，命运的坎坷，我简直不想干了。
出人意料的是老人居然清醒过来，连声道歉。她一会儿拿毛巾，一会儿拿糖果，像母亲哄小孩子一样哄我开心，我破涕为笑。我怎么能跟老人计较呢？时间长了，我们感化了她。两年后，老人的情绪正常了，她还像个服务员一样，老是想帮我们的忙，一会儿要做这，一会儿做那。
这样的老顽童，我不知碰到了多少。
步入正轨
敬老院名气越做越大，越来越多的人想把老人送过来房间又不够用了。
２００２年５月，敬老院搬到了现在的地方，我包下了整个招待所。敬老院里共入住了１０１位老人，我手下也有了２５名正式员工。为了方便管理，我在招待所旁边盖了房子，这样我可以实行２４小时监控。我开始尝试着采取现代化的管理模式。
敬老院的宗旨没变仍然是为老人解决急难事。不能动弹的老人，我们一口口地喂饭、擦身、换尿布；生褥疮的老人，我们精心地清洗、换药；痴呆的老人，我把他们当小孩哄，陪他聊天。隔三差五，京戏、楚戏、幼儿联欢，使敬老院热闹非凡。临终的老人，我又按照中国传统风俗为他们剪发、洗澡，告慰亡灵，安慰后人。我还免费按受了五位贫困低保的老人，让他们安享晚年直到寿终。
有位９０岁的老爷爷中风瘫痪，小便失禁，并且患有严重便秘。我每天把他抱起来放在便盆上，待他完事后再把他抱到床上。由于便秘，我常常用手一点点帮他掏。有时老人心情不好，会对我破口大骂，还把便壶往我身上泼。我只能笑着一次次安慰他，直至他高兴为止。我的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她想寻死，她说死了就看不到这令她割心的场面了。幸亏居委会领导几次登门劝慰，才打消了她这个念头。
找个好的护理员相当不易，一个又一个服务员因难以忍受屈辱和老人的脏臭不辞而别。为了留住服务员，我除了身先士卒外，还从生活上照顾她们，有什么困难我尽力帮她们解决。有天半夜，一个服务员因心脏病突发晕倒了。我马上爬起来，推着自行车把她送到市一医院抢救。我守着她打完４瓶点滴，为她付了医药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的真心感动了她们，渐渐地我有了一支有孝心和责任心的坚强队伍。
今非昔比，我不再是当初那个乡下丫头。以前，我求一份工作不可得。现在我解决了一批人的就业还吸收了几名下岗职工。在外人眼里我已经成功了。确实，辛勤的劳动让我获得了一定的收益。丈夫也由开始的不理解到现在绝对支持，目前他在敬老院帮我做事，许多朋友都开玩笑说他是我的“贤内助”。儿子非常听话，成绩不错，闲下来他会帮助我照顾一下老人。
我现在的梦想是将来能在郊区修家敬老院，让老人们都住在平房里，好好地呼吸新鲜空气，使他们在有生之年充分享受人间最后的美景。
我们的谈话经常被来询问老人情况的家属所打断，张宝珠含着笑一一简炼作答。办公室里挂满了家属送来的锦旗，张宝珠对此很淡然不愿多提一句。
第三十八章 我的子女在北京
对57岁的周子春老人来说，这只是平常的一天，我的到来并没有影响她的正常生活。她是个非常朴实的老人，说话时带着浓重的湖南乡音。谈话中老人努力回忆着，想把脑海里关于儿子的点滴汇集成一条河流。
妈妈在等你记者何江波通讯员
邢新华倾诉人：周子春年龄：57岁职业：家庭主妇采访地点：赴京抗非医生蒋桔泉家采访时间：5月8日（屋里稍稍有些凌乱，这是家有幼儿的正常表现。我们谈话的时候，她那还穿着开裆裤的小孙子在旁边跳来跳去，时不时要和奶奶亲热一下。老人不时要去招呼一下孙子，生怕孙子除了什么差错。尽管开始老人表现得很坚强，可随着话题的深入，她的眼睛就开始红润，眼泪也流了下来。）
自从儿媳怀孕以来，我就搬来和儿子一起住，到现在已经3年了。小时候因为家境差，这孩子特别上进。工作以来，就没有跟人红过脸。
因为家贫，没钱供他读书，所以高考报志愿的时候，他报了重庆的一家军医学校。他在工作上一直很好强，为人却很和善。他从小就很让我省心，我几乎不怎么管他，因为我知道他会把自己的事情安排得妥妥当当的。他在重庆读书的时候，别人家一寄就是五六百元，我家却只能寄几十块钱，可他从来没抱怨过。
儿子报名参加赴京抗非时，开始并没有对我说。他告诉我时，我有些担心，儿子对我说：“虽然我们心血管内科与‘非典’联系并不大，可现在会熟练做气管手术，运用呼吸机的人不多，我不上？谁上？”儿子的决定没有错，国家培养他，用了这么多钱，现在也到了他为国效力的时候了。
从读书到工作再到以后读硕士，我一直没能给他帮什么忙。儿媳妇在汉口上班，孙子一直跟着我。现在我照顾好小孙子，就是对他最大的支持。
儿子离去的那天，我哭了，但为了怕他看见，我悄悄背过了脸。儿子也没有回头，我知道他一回头也会哭出来。
儿子去北京已经一个星期多了，每天他都会给我打个电话。每天他还会打个电话到科室里问一下我的情况，嘱咐单位的同事帮忙照顾照顾我。儿子的口气很平静，他总是在安慰安慰我。关于他在北京的情况，他说得很少。我知道他使怕我担心。这孩子一向使报喜不报忧的，在单位上也从没和人红过脸，他的同事们也都说蒋桔泉这孩子不错。
我希望接到电话，又怕接到电话。
一接到电话，我就会想起他的样子，心里就止不住难受。在一起时倒没觉得，一旦却特别难受。湖南益阳老家，也打来电话问我情况，连85岁的老婆婆经常问：“泉泉什么时候回来看看我？”